20世纪中叶，原在英国海外殖民地——英属印度政府中长期从事锡金、不丹和我国西藏地方的政治、商务工作的大英帝国“边境官员”查尔斯·贝尔和黎吉生（又译理查逊），以所谓西方“西藏学家”的身份著书立说，首先从政治角度提出所谓西藏从来是不属于中国的政治实体的谬论，并通过学术论坛一再为“西藏独立”论寻找并制造所谓的历史根据。西藏亲英分子、叛国外逃的原噶厦政府官员夏格巴·汪秋德丹则与之遥相呼应，也以所谓“藏族藏学家”的身份，承袭贝尔和黎吉生的观点，编写《西藏政治史》，积极鼓吹“西藏独立”。由于贝尔和黎吉生是西方人眼中的“西藏通”和藏学权威，夏格巴又是西藏原噶厦政府的官员，再加上贝尔的《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和黎吉生的《西藏简史》以及夏格巴用英文在美国耶鲁大学印刷的《西藏政治史》都以学术专著的面目出现在西方人面前，很容易混淆视听，致使西方国家许多不了解西藏历史真相的人轻信他们炮制的“西藏独立”论，这给我国藏学家向世界人民实事求是地说明西藏历史地位的真相生造了多重雾障。尤其是他们编造的“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之间仅有檀越关系说”故意夸大达赖和皇帝之间在宗教层面存在的供施关系，刻意抹杀二者之间在政治层面存在的属领关系，诱导世人只看树木不见森林，钻入他们布就的迷雾阵中，最具欺骗性。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有多位藏学专家撰文著书，对此说进行了有力批驳，但当时有关档案史料尚未整理刊布，一些有力证据没能够充分利用。目前，该谬说仍在西方藏学界乃至西方社会广泛传播，继续迷惑世人，对我国西藏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构成危害。因此，我国的藏学研究工作者，必须找到最能说明问题的档案史料，彻底驳倒这一谬说，决不能让它再谬种流传，蛊惑人心。

怎样才能把“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之间仅有檀越关系说”彻底驳倒呢？我国已故著名藏学家、原西藏大学教授东嘎·洛桑赤烈活佛生前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指出：弄清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的关键，是探明达赖喇嘛是否给清朝皇帝磕头及磕头的理由。因为普天之下，只有俗人给高僧叩头，没有高僧给俗人下跪之理。皇帝作为宗教信徒给高僧大德叩头，表明二者之间是宗教上的师徒关系。而活佛法王给皇帝俗人下跪，则说明二者之间是臣与君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的国君、天子、皇帝，在君临天下“南面为王”时，所有的大臣、诸侯、属国藩王，都必须向其跪拜，以行“君臣”大礼表示二者之间的政治属领关系。对这一点，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先生颇有研究，他在一篇关于我国清代行政管理制度的论文中说：“所有人……都要向天子叩首”，“如果没有这一仪式则无以区划高低尊贵”，“就磕头的一方而言，它表明在宇宙等级秩序中磕头者处于一种较为低下的地位”。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跪叩，只能说他们之间是臣与君的关系，别无他解。因为在藏传佛教中，达赖喇嘛被看做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其宗教地位至高无上，绝无给俗人跪叩之理。达赖喇嘛之所以给清朝皇帝俯伏屈膝，是因为中国从来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数千年的历史上君权始终高于神权。在某些朝代，中央王朝为了便于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准允个别地方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让当地宗教首领管理当地的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受封领旨的宗教首领就成为隶属中央政府管辖的属藩地方的少数民族王公，在政治上与皇帝结成臣与君的关系。是臣子就得给皇帝跪叩，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理。因而，只要找到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跪叩称臣的史料，就可彻底驳倒“仅有檀越关系说”这一谬论。

正因为如此，西方那些企图把西藏说成是不属于中国的“独立国”的所谓“藏学家”们，都在五世达赖进京朝见顺治皇帝时行没行跪拜礼上大做文章，并且依据片段史料，就妄下结论说：五世达赖朝觐时未给顺治皇帝叩头跪拜，双方就只存在宗教上的“檀越关系”，而不存在政治上的属领关系。原英印政府驻锡金行政官查尔斯·贝尔在其《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说：原美国驻中国公使洛克希尔（又译柔克义）研究了五世达赖谒见顺治皇帝时，皇帝离开金銮宝座往前走出十步相迎没让五世达赖行跪拜礼后说：“五世达赖”1965年访问北京，是作为一位既不受制于中国又非属任何其它国家控制之下的一个独立国的君主到那里去的”。他依此大肆宣扬：五世达赖和清朝皇帝之间只是“僧俗互助”的供施关系，“在此种关系中无从属关系可言”。荷兰人范普拉赫在其用“仅有檀越关系说”做基本论点编写的《西藏的地位》一书中讲：“皇帝走出北京城外去迎接达赖喇嘛，在第一次会见时他走下宝座，前行二十码向客人问候，两个君主同时入坐并一同饮茶，这一非同寻常的姿态表明了当时满藏关系的状况”。他不但援引洛克希尔“（达赖喇嘛受到了用来接待任何独立国君主的所有礼遇，而且在汉文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把他看做别的人物的材料”的话证明五世达赖是“西藏国的君主”，而且在该条引文的注释中把黎吉生、贝尔、霍夫曼的相关谬论都罗列出来并依此下结论说：“根据这些记载，五世达赖喇嘛和顺治皇帝实际上都把对方当作对各自的领土和臣民享有主权的君主”。不仅如此，范普拉赫还借阿赫迈德等人的话说：五世达赖把皇帝视为“不过是西藏、蒙古和满洲的许多统治者之一，西藏人、蒙古人和满洲人都是他（达赖喇嘛）的崇拜者、施主和保护者”。并由此断言：“西藏和满清皇帝之间的唯一关系，是达赖喇嘛和皇帝之间的供施关系”，“从此，这种供施关系便成为西藏与1644年开始统治全中国的满洲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形式”，“这种关系不含有任何从属意义”。夏格巴·汪秋德丹在其《西藏政治史》中也说：五世达赖喇嘛和顺治皇帝“会晤和欢迎的规格，都是相互以独立国家对待的最高规格”，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是僧人与施主的关系”，因而，“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于这些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谎言，我国藏学界当然不会坐视不理。贝尔和范普拉赫的书出版后不久，我国就有多位藏学专家撰文予以批驳。四川藏学研究所还把批驳范普拉赫谬说的《西藏历史地位辨》列为重点科研课题。这本学术专著以大量历史事实系统、全面批驳了“西藏独立”论，荣获了国家级的图书大奖。由于五世达赖给康熙皇帝述说他进北京是前去朝觐顺治皇帝的奏章史料当时还未刊布，这部力作在驳斥范普拉赫上述谬说时未及引用，因而虽然指出了“范普拉赫先生的书中根本不提皇帝授予五世达赖喇嘛金册、金印、五世达赖的遗嘱以及布达拉宫东面德央厦上方墙壁上所写皇帝封号教语等对于确定问题性质具有关键作用的极重要的历史情节，却在皇帝出城迎接、会晤达赖喇嘛时走下宝座前行二十码等一些非关键性的、次要的礼仪问题上做文章”，但尚未击中其谬说的要害，给以致命的打击。

我国留美博士、原中华民国外交官李铁铮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时，看到查尔斯·贝尔在《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宣扬“藏非我有”论时，十分气愤。为了澄清历史的真相和维护国家权益，他在博士论文《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一书中，用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屈膝伏拜的史实作证据驳斥了贝尔的上述谬说。他写道：“单凭达赖喇嘛所受的接待是并不能充分证明他已被当作独立的君主的。毫无疑问，礼节是非常隆重的，但在中国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什么能说明喇嘛被认为是‘当时既不在中国之下也不在其他国家之下的独立君主。’从太宗给达赖喇嘛信的措辞来看，特别是世祖授予喇嘛新封号时颁布的引（册）文中，我们却发现一些相反的含意……再则，从礼节的本身也不能充分证明他被看做独立的君主，在皇帝接见时赐座前，喇嘛是跪着的……我们知道还没有一个独立的君主在见另一国君主时被要求以右膝碰地的，特别是当后者并不以同样的方式还礼的情况下。”这番话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本可以给贝尔谬说以致命打击，但由于李铁铮先生只列举了十三世达赖而没有列举五世达赖给皇帝跪叩称臣的史实，因而遭到贝尔的同伙（贝尔此时已去世）、原英属印度政府驻拉萨的代表黎吉生的反噬。黎吉生在《西藏简史》一书中指名道姓地诬蔑李铁铮先生是为了维护祖国主权而有意“夸大”和“虚构”史实。他说：“近来中国学者们说，达赖喇嘛是以臣属地位入觐的。西方学者，甚至在清朝覆亡以前就说他是以独立统治者的身份去的。

毫无疑问，他受到非常隆重的接待。甚至李铁铮，一位维护中国主权的急先锋，尽量夸大每一个小的证据，也只能说：‘仪式并不能完全证明达赖喇嘛是以独立的统治者受到接待的’。李所拿出的证明达赖是臣属的唯一证据，是达赖在皇帝接见时屈膝了。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怀疑中国报导的可靠性……关于达赖五世的事，不应忘记皇帝不仅是从粗犷的和不拘礼节的满洲皇廷来的新人，刚刚接触了中国皇廷的古老仪式和弄虚作假；而且他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并且传说他放弃了帝位去当了和尚。很可能他对达赖喇嘛的接待是热情洋溢的，但中国史官着眼于严格的和人为的传统，被迫增加了一些有利的和虚构的事实。”黎吉生猛烈攻击李铁铮先生的正论，大肆宣扬贝尔的谬说。由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掀起“反华大合唱”，黎吉生此书在当时被誉为“最权威的西藏通史”，因而，贝尔和黎吉生炮制的“西藏独立”论一时蒙骗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然而，谎言不能持久，事实胜于雄辩，就在200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编印的《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一书刊布的五世达赖喇嘛跪拜清朝皇帝的档案文件，彻底揭穿了贝尔、黎吉生、夏格巴还有范普拉赫编造的政治谎言。

我国清朝初年的蒙文老档和满文档案以及清朝内阁起居注等珍稀档案文件中，有很多关于五世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屈膝跪拜的史料。受封领旨的历辈达赖喇嘛的传记和《达察活佛传》等藏文史料中，也有大量关于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的记录。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达赖喇嘛给皇帝跪拜的方式有两种：（1）在给皇帝奏事请安的书表中，用文字——“跪接谕旨”、“合掌跪奏”、“伏乞皇上圣鉴”、“伏乞明览。请旨”、“伏祈圣上时赐纶音”、“叩谢”等词语表明臣属关系；（2）面向圣旨、万岁牌、皇帝画像、皇宫所在地及皇帝本人，用行为——“俯伏”、“三跪九叩”、“稽首”、“叩拜”、“跪接跪送”等动作表达臣属关系。跪拜的方法有三类：（1）大礼三跪九叩；（2）便礼一跪三叩；（3）特殊场合行屈膝礼，只跪不叩。特定环境下觐见皇帝时，虽然免跪免叩，但达赖喇嘛的座位必须低于皇帝的宝座，以示尊卑属领之别。

在新刊布的五世达赖和皇帝特使给康熙皇帝进呈的奏书中，人们可以看到五世达赖喇嘛用“言”、“行”两种方式向清朝皇帝跪叩称臣的确证。形成于1678年11月的蒙文老档《达赖喇嘛为申辩未允与吴三桂同叛朝廷奏书》证明，五世达赖以文字形式明白无误地“跪拜”过康熙皇帝。

奉天承运转轮王天地之主宰文殊皇帝陛下明鉴：

小僧跪接谕旨，恭悉纶音。前吴三桂为探小僧之意，曾遣人前来……说明其举事之因。小僧言，为臣仆者与主人破裂，差矣……如反叛朝廷，我等僧俗愧对圣上，即愧对世人，故未应允。

奏书中的“小僧跪接谕旨”，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绝非“中国史官着眼于严格的和人为的传统被迫增加和虚构”。这一点，丹珠昂奔先生主编的《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的有关史料，还可进一步予以确证。如：

铁狗年（1670年，康熙九年）54岁

（9月）16日（五世达赖喇嘛）向皇帝的使者和客人们传授……随许法，并给他们赠礼送行。派……使者前往北京向皇帝进呈奏表和礼品。以前给皇帝的表章中用zhabs-drung-du-zhu-ba（圣驾脚前奏请），这次使者带来的敕书中皇帝附带提到可不用此词语，以为不好推辞皇帝的美意，因此这次在奏表中写为drung-du-gsol-ba（驾前祈请），以略表恭敬之意。

这段藏文史料告诉世人，在康熙九年9月16日之前，五世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进呈奏书表章时，一直使用“圣驾脚前奏请”这一专用词语来表明他与皇帝之间的臣君关系。康熙皇帝为示优礼，在颁敕书时附带告诉他，以后上奏书时可以不用此词语，五世达赖喇嘛不便推辞“皇帝美意”，在当日遣使进呈的奏书中才改用“驾前祈请”一词，以示恭敬和遵从。藏语中的“圣驾脚前奏请”在汉语中的对应词语是哪个呢？人们可以从五世达赖选定的、并声明其所做与他自己所为毫无区别的桑结嘉措给康熙皇帝的奏书中找到答案。在《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一书第277、144、183、166号藏文和满文档案文件中，桑结嘉措使用“皇帝金莲尊前合掌谨奏”“跪地合掌谨奏”、“合掌跪奏”等词语表达他对康熙皇帝的臣服和恭敬。需要指出的是，第277号档案文件是藏译汉，藏文原件至今仍保存在西藏历史档案馆。这份弥足珍贵的藏文奏书稿，照惯例使用“圣驾脚前奏请”这一表示君臣关系的词语。“圣驾脚前奏请”即“皇帝金莲尊前谨奏”，它与“圣驾面前奏请”的区别在于前者必须下跪，后者则可以站立。“圣驾脚前奏请”其实与“合掌跪奏”同义。因而，它的汉语对应词当是“合掌跪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汉文部分）一书插页上的《达赖喇嘛谢恩奏书》（汉文档案文件）彩照亦可以确证此事，因为其中明白无误地使用“合掌跪奏”和“叩谢”词语。此外，在《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一书第136、138、143号档案文件中，人们还能看到五世达赖喇嘛在奏书中使用“伏乞皇上圣鉴”、“伏祈圣上时赐纶音”、“伏乞明览。请旨”等词语表达作为臣属的他对皇帝的恭敬之意。这一臣子向皇帝表明属领关系的专用词语，在固始汗、五世班禅和桑结嘉措给皇帝的奏书中也出现过多次，可见也不会是译师的笔误。

上述蒙文老档中的“跪接谕旨”、藏文史料中的“圣驾脚前奏请”、藏文档案中的“皇帝金莲尊前合掌跪奏”、满文档案中的“跪地合掌谨奏”、汉文档案中的“合掌跪奏”以及各档案文件中的“伏乞”、“伏祈”、“叩谢”，无可置疑地说明五世达赖喇嘛以文字形式多次叩拜过清朝皇帝。不仅如此，康熙皇帝差往达赖喇嘛处的理藩院员外郎拉笃祜（又译喇都虎）给皇帝进呈的奏书也证明五世达赖喇嘛有过跪拜清朝皇帝的“行为”。该奏书云：康熙十三年（1674年），“（皇帝特使拉笃祜）至达赖喇玛（嘛）处，达赖喇玛（嘛）俯伏接旨”。受封领旨的达赖喇嘛要在接领清朝皇帝圣旨时“俯伏”跪叩，此后形成历史定制。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记中就有“按例规……将诏书迎至日光寝殿，达赖喇嘛、摄政及大小呼图克图俱无比恭敬地跪听宣读皇帝诏书”的语句。在这些确凿的史料证据面前，黎吉生之流编造的种种谎言都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