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中，三兄弟在武汉都府堤的一次短暂相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举起屠刀，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大肆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4月15日，国民党右派又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华大地。

5月初，毛泽民奉党中央之命，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武汉，继续负责党的出版发行工作。这一天，他身穿白色西装，脚踏咖啡色皮鞋，从十六铺码头登上了开往武昌的客轮。起锚的汽笛拉响了，严重超员的客轮一片嘈杂。毛泽民手捧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坐在卧舱里旁若无人地阅读着，却不时用眼睛余光扫视着周围的动静。

这时，一对年轻人走进卧舱。毛泽民心中一惊：“这不是小弟润菊和弟妹周文楠吗？”

毛泽覃夫妇此时也看到了泽民二哥，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

经过几年地下工作磨炼的毛泽民，比激情似火的毛泽覃夫妇显得更加老练。他不动声色地抬起头来，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对方，装做很随意地与坐在对面的两位年轻人攀谈起来。毛泽民自称姓方，毛泽覃则称姓周。他们又问对方在哪里下船？又互认对方是自己的湖南“同乡”后，才天南地北地交谈起来。

原来1925年秋天，毛泽东和毛泽民相继“逃往”广州后，小弟毛泽覃也从湖南衡阳地区来到广州，先后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中共广东区委、广东省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毛泽覃奉党的指示，前往武汉国民革命军工作。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没有走陆路，而是从广州绕道上海，然后前往武汉。

对于弟妹周文楠，毛泽民也很熟悉。周文楠出生在长沙一个开明的官宦家庭。父亲周模彬曾任知县、知州，在长沙有一定的社会声望。母亲周陈轩是一位知书达理、心地善良的妇女。他们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一号的家曾是我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毛泽东、郭亮、夏明翰等湖南早期共产党员经常在周家开会，研究工作。周文楠小小年纪，也参加了中共党组织领导的秘密活动，还和母亲一起帮助党组织收藏、保管和传递机密文件。革命和爱情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年轻的周文楠，她追随毛泽覃来到大革命的中心广州，不久，与毛泽覃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眼下，她只有17岁，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江轮从上海到武汉，逆水而行，需要四五天时间。一路上，随处可以听到枪炮声，轮船只要一靠码头，就要停很长时间不能开航，好不容易才抵达汉口码头。据周文楠后来回忆：“船走了5天才到武汉，哥俩儿上岸去找毛泽东，我在码头上看行李，后来，他们带我到天伦里的一家旅馆找到主席，还有蔡和森、杨开慧也在……我们在天伦里住了两天，就到都府堤去了。”

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两个弟弟，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广州，此时毛泽东正为他们的安全担心。看到他们容光焕发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毛泽东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他高兴地连声说：“你们回来了就好了！回来了就好啊！”

那时，毛泽东一家人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把弟弟、弟妹都留在家里。大嫂杨开慧更是热情地招待他们。岸英、岸青两个小家伙一下子抱住二叔，一定要让他讲故事。让兄弟们特别高兴的是，一个月前，大嫂又生了一个男宝宝，取名毛岸龙。看着周文楠也已身怀六甲，毛家又要增添“新丁”，全家人自然喜不自禁。

重逢的喜悦未散，毛泽民和毛泽覃兄弟不等打开行装，就围着大哥坐下来，迫切想听听大哥对眼下时局的分析。

多日的疲劳，使毛泽东的双眼布满了血丝，但他心中却燃烧着火一样的激情。他兴奋地告诉弟弟们，年初，他曾到湖南农村进行了30多天的考察，他最先去了湘潭县城、银田寺和韶山一带。听说大哥又回到家乡，两个弟弟都瞪圆眼睛，目不转睛地听他讲家乡的情形。

毛泽东说，韶山的情况与他和泽民1925年秋天离开时已经大不一样，韶山已经成了农民的天下！祠堂、庙宇做了农民协会的会部，农民协会不仅组织农民斗争土豪劣绅，还组织农民修塘、修坝、禁烟禁赌、办农民夜校。他特意告诉毛泽民，我们家的四嫂王淑兰可是不简单，她参加了共产党，还是韶山特区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她率领妇女游行，组织妇女开会，上台演讲，动员妇女剪头发、放小脚，还率领妇女冲进毛氏震公宗祠，办饭，坐上席。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他去唐家(土乇)，见到两位舅父和几位表兄的情景。

毛泽东还告诉弟弟们：“国民革命需要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在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时，毛泽东高瞻远瞩，从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中，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和曙光。他的一席话更坚定了兄弟们革命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毛泽民在都府堤没有久留，当天就去党中央报到，就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毛泽覃也很快去汉口国民革命军工作。周文楠有孕在身，行动不便，杨开慧把她留在家里住。

这时的武汉还是国民党左派的天下。毛泽民领导的上海长江书店虽然被迫停业，汉口长江书店仍然存在。党的出版发行工作照常运转，又出版了许多新的革命书刊。《向导》《中国青年》与当地的《楚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等组成强有力的舆论宣传阵地。

《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际却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董必武任社长，沈雁冰担任总主笔，即总编辑。编辑部里几乎都是共产党员。董必武是中共元老，在国共双方都很有影响力，自然兼职很多，工作十分繁忙。他把报纸的印刷、发行和报馆的全部行政事务，都托付给总经理毛泽民。在毛泽民和总主笔沈雁冰及报社全体同仁的努力下，报纸的发行量很快从每日4000份陡增到1万余份。

进入5月中旬，湖南、湖北的政治形势风云突变，险象环生。先是5月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马日事变加速了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走向反动。在武汉的共产党人不得不做最坏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毛家三兄弟同样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对两个弟弟说：“和平的日子不多了，我们三兄弟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

据周文楠后来回忆：“当时，蔡和森经常来都府堤，毛泽民和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有时也来。主席和他们谈话商量事情时，表情非常凝重。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们很少从前门进。那段时间，主席不常在家，有时晚上也不回来。杨开慧有时帮助主席抄写东西，也经常化装外出。岸英三兄弟就由孙嫂照顾。泽覃有时也回来看看。端午节那天，全家人还一起吃过粽子。不久，泽覃就随叶挺的铁军出发了。”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