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在里面挨饿。

　　爱国者发出誓言：“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此举获得海外侨胞热烈响应，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400名华人，把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点燃货物。

　　“九·一八”之后的一月内，超过100个以上的城市都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

　　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而且，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在天津，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业售品所”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当地的《庸报》报道说，有人发现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钮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在法租界的一个分所里，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钮扣的女大衣，宋则久当即开除了分所的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在坚决的抵制浪潮下，在华日资工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日本最大的对华实业投资在棉纺织产业，当时有43个日本工厂，其总投资额为1.49亿美元，而重要的华资工厂有81个，总投资额为1.3亿美元，日企占纺纱生产总额的38%、占织布生产总额的56%。“九·一八”之后，这些工厂相继陷入停滞。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