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接到北方联合师范大学的通知书时，所有的好朋友都劝明年再考，最起码，考一个北京师范大学，也好给当时的“厌教风”一点回击，给未来中国的教育一丝希望，给自己可怜而又孤独的教师梦一个台阶……
路老师走了，大约是在当年5月末，来了一封信，里头还有他们夫妻二人在家中的合影。信中说，房子大概有一百多平方米，光是装修就花了五六万元。
我可怜的路老师，他终于可以衣锦还乡了……
一、失之交臂
不知是Same真的太累了，还是这一章写的太真实了，Same粗粗地翻了一遍，没有从结构上动手，而是随便改了几个错别字。
他想，要是莎莎能够给自己唱首歌就好了。
要不，让佳佳帮自己打字，他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可是，她们……
Same想到《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毛主席也说：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Same只好边改边看，原文修改如下：
我坚信，自己并不笨。
不但学习好，写字、画画、唱歌都不错。
从小学二年级起，我就一直是少先队中队长、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成员。
三年级时，班上成立过一个外语兴趣小组，我的 ENGLISH 全班第一，同学们都管我叫“翻译官”呢。
整个初中阶段，也不能算笨，在全县“天才”和“神童”汇聚的地方，入学考试时居然能考到第三十九名，除了担任语文和物理课代表，还是“朝阳文学社”的副社长。特别是在梅老师的课上，总能大胆发言，做到应对如流，简直出尽了“风头”。
至于高中三年，因为常有文字和书画方面的“豆腐块”见诸于几个当时很着名的中学生报刊，并且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多次荣获一、二、三等奖，似乎都快被说成是神童了。
可是，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终于发现，自己原来如此之笨！
我居然没有考上北京大学。
当我接到北方联合师范大学的通知书时，所有的好朋友都劝明年再考，我感觉我真的、实在、的确、事实上、十分、非常的笨，最起码，我应该考一个北京师范大学，也好给当时的“厌教风”一点回击，给未来中国的教育一丝希望，给自己可怜而又孤独的教师梦一个台阶！
可我居然没有……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我拿到通知书后，穿过一条窄窄的石子路，径直向校园北面的小河边走去，河水清亮清亮的，跳跃着雪白的浪花，像一个个快乐的天使，翩然起舞。
小河的西岸，是金黄色的麦田，一望无垠地向远处延伸，好像要延伸到蓝蓝的天上，去拥抱洁白的云朵，蜜蜂在采蜜，蝴蝶在戏嬉，鸟儿们在放声歌唱……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却异常的沉重，感到背上有许许多多的目光：深情的、殷切的、希冀的、严厉的、怀疑的、嫉妒的、失望的……
我仿佛还看到了一些狰狞的面孔，还有在背后指指点点的神情，几乎同时，耳畔有想起老校长“文师爷”(他曾是母亲中学时的语文老师)那浑厚的寄语：
“小三子，好好念书，将来和你妈一样，考北京大学。”
每当想起这些话，我就会紧紧地握住双拳，摆出一副好像要与人家格斗的架式，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会的”三个字。
是的，“我会的”，但是，我最终却没有。
从此，北京大学成为我今生永远的痛……
后来，有一次出差路过北京时，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专门去北京大学一趟。尽管不知去北京大学的路有多长，但那一夜，我激动得没有合眼！
一路上，我想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想起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慷慨歌声，甚至还想起了小时候做的那个关于北京大学的梦。
我还幻想，在校园中随便叩开一位老教授的家门，亲耳聆听“之乎者也，夫矣焉其”之声；或者忘年邂逅，促膝畅谈中华文化与理想人生……
下了车，我东打听西寻问，找了老半天，才来到大门口。
迎面是一对威武的石狮子，狮子后面各站了一位表情冷峻的校警。他们十分客气地要了我的证件，见上面是西北某校字样，神情顿时严肃起来，问道：
“你找谁？请问。”
他故意把“请问”两个字拖的长长的。
“我想找一位老……”
我要说老教授三个字，但刚说了个老字、话到嘴边又收了回来，这倒不是我对北大着名教授知之甚少，怕露馅，而是怕果真联系起来，我一来不是他们的学生、二来北大也不是我的母校。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倒还在其次，单是万一打扰了老先生们的做学问或是午休，我也会于心不安，抱憾终生的。
于是，我接着说：“老、老乡。”
“你的老乡是干什么的？”
我真不知北大有没有自己的老乡、但话已出口，就像泼出去的水，所以还得自圆其说：“是中文系的，上三年级。”
我原本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谎言”，起码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谁知他一听，禁不住笑出声来：
“哈，北大这么大，你一个老乡怎么找？再说了，现在学校刚刚放了寒假，学生们全都回去了。”
……
就这样，我与北京大学再一次失之交臂，那些肥皂泡般悦目的想法也随之黯然消逝。
我十二分遗憾地离开了北大校门，甚至忘了在校门口留影记念。
回到宾馆，我平生第一次，承认自己真的很笨。
二、五朵金花
现在看来，笨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好像与年龄成正比例关系，因为第一个公开说我笨的人，是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菀云。
菀云是我们学校“五朵金花”老末，是个性格开朗的“川妹子”。
菀云属于那种个子不很高，但很挺拔；线条不丰满，但很明显；眼睛不太大，但很迷人的女孩子，再加上她天生一对小虎牙，一笑就露出两个小酒窝，虽然位居“校花”老末，仍然是众多男生们追求的对像。
在我眼里，菀云当然是可爱的。
不过，我当时对自己实行“禁爱主义”，与那些追逐她的男同学相比，自然算得上是一个“圈外人士”。
到临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菀云的男朋友已换了快七八个了，我听说，还有两位小伙大打出手，什么风什么醋的干了一场，还有一位小伙子差点殉情，跳了黄河。
我原以为这肯定是“路透社”的“小胡同”消息，谁知一打听，还真有其事。
我那根爱管闲事的神经立刻紧绷了起来，觉得菀云这样是很危险的！
于是，趁一次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对她说：
“菀云，我想跟你谈谈!什么时候有时间？”
“下周吧。”
她似乎并不知道我想与她谈些什么，或许，她认为我这个三年来与她和所有的女生说话不多的“冷血动物”，这一回可能终于要撕下“伪君子”的假面具，下决心要给她“摊牌”了。
当然，她也许早已不屑于“你是我唯一”、“你是我今生至爱”或者“三年来我心中一直偷偷地爱着你”之类的表白，所以只用简简单单的“下周吧”三个字，就轻而易举地把我给打发了。
说完，她对我诡秘地一笑，大概是说：
“装什么正经，你们这些男生，心里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吗？”
我们每天到都能见两次面，可到了“下周”的星期四上午，菀云一直没有任何想跟我谈一谈的意思。
莫非她了解我的意图，不会，我没有说，她怎么知道？
莫非她误会了我的意图，依我看，也不像，凭她的性格，她早就主动来约我了！
那么，她为何又不给我一点点时间呢?
她每次见我都面带微笑，让我很有些捉摸不透……
就这样一直到了星期六(当时是六天工作日)。
我想，“下周”马上就要完了，菀云仍没有消息，她可能根本就没有当回事，或者，她亦不愿交我这个“冷血”的朋友。
于是，我打消了劝说菀云的念头。
吃过晚饭，就早早去教室里自习。
说真的，自从进大学第一天起，我就拿出一副拼命三郎的架式，严格制定了早5：30起床，晚23.30休息的学习与健身计划，我要凭自己的知识来赢得失去的北京大学。
近三年来，我几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当别的同学打牌、下棋、聊天、谈恋爱和看录像的时候，我正爬在书桌上。
让我很惊诧的是，教室里才坐着四五个学生，其中居然有很少在晚自习露面的菀云。
她低头看书，十分认真的样子。
我把手伸进桌箱里找抹布，这时，忽然发现有一本厚厚的书，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本小说，封皮不知去向，书页已经发黄。
我粗粗地看了几页，大概是一本《简·爱》。
对中文系而言，看小说其实也是一门“功课”，所以别的系都戏称我们是“小说系”。
我拿起书，正欲寻问左右，忽然从中掉出一个纸条来。
这是一个折叠十分讲究的“纸条”，像两只正在并排游泳的天鹅，据说，这种方式适合两个相爱的人之间。
我迅速地拆散了两只精巧的天鹅，只见洁白的纸上十分工整的写着：
您好!
我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女孩子，三年来，我从报纸上、校刊上和收音机里看到和听到了许许多多您的大作，给我帮助很大，也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俗话说：“文如其人”，我虽然拜读过您的很多作品，也常常与你擦肩而过，但却从未与您有过倾心畅谈，这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
再过两个月，我们就要分手了，我真诚地希望，您能给我一个与您见面详谈的机会，好吗？
如能屈尊一见，请于今晚八点整，在教学楼东三楼前，大花坛中喷泉向左数第三棵松树下等我。
不见不散。
此致
一个崇拜您的人
我又仔细看了一遍，信中言辞切切，好像出自女生之手，觉得不管怎样，都得去赴约，西施也好、东施也罢，见了面才清楚。
再说，我若不去，会伤了人家的心。
况且，从信上看，人家都崇拜了我好几年了，对我有偶像般的崇拜，与其跟菀云这样的人谈心，倒不如找一个像她这样的知音……
落款没有时间，今晚当然是指 “今天晚上”无疑了。
看了看表，还有半个小时。
我赶紧跑回宿舍，仔仔细细地对着镜子打扮了一番，既然已成为“偶像”，那么形像当然是很重要的了。
长这么大第一次和女同学约会，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不安和激动。
提前15分钟，我就赶到了约会地点。
三、不见不散
那时天色已晚，但没有全黑。
路灯好像没有睡醒一般，朦朦胧胧地发着昏黄的光，我背对着一盏路灯站着，时不时的有一些男男女女，说说笑笑地从眼前走过……
透过一双厚厚的玻璃眼镜片，我借着昏暗的灯光，远远地、很吃力地打量着那些女生，可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
8点整、8点过1分、过2分、过3分……
8点过10分，还是没有人。
8点1刻，仍然没有人。
8点半，连人影子也没有见到，我有些提心吊胆，是不是那位女孩子出了事？或者……
不，她明明写不“不见不散”。
要不，再等等看。
哎！算了，我还是别等了。
走吧，她不仁，我也可以不义。
奥，对了，应该再到周围去看看，或者她有什么不便。
这样想着，便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花园。
忽然，我眼前一亮，在一株路灯底下，我看到了那本与我桌箱里完全一样的《简·爱》。
是她！
肯定是她!
我把书扬起来，大声地喊：
“谁的书丢了？谁的书丢了？”
这时，我听到一个女孩子甜甜的声音：
“我的！”
接着，传来一阵十分开心的笑声。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菀云。
“你~的~？”
我有些怀疑地问。
“是~啊~，
难道我还骗你不成？”
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她接着说：
“嘿，大作家，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
“没，没，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怎么不上晚自习?”
“我等个人。”
“是等女朋友吧。”
“不，就算是……”
“哎，我说大作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么叫就算是？”
菀云显然十分得意，见我一时无语，接着说道：
“好吧，你不说就算了，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
她说完一转身，做出一副要走的样子，说：
“我走了，你继续等你的女朋友吧，拜拜！”
“你?”
我有些急了。
“原来是你写的条儿？”
“不是我是谁?”
“你误会了，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的那个意思是哪个意思? 你误会了，我、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她一边学我，一边冲我一笑，说道：
“你呀，真笨!”
……
我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是西方的“愚人节”。
据说，“愚人节”起源于浪漫的法兰西。
在16世纪的法国，新年是在4月1日那天以集会狂欢的方式庆祝。
大约在1563年左右，法国国王下令采用新的年历，将新年定在每年的1月1日。但是，在开始的几年里，有些人不知道或不相信已经换用了新的年历，所以他们还在原来的时间过新年。
于是，那些平时喜欢恶作剧的人，就常常在4月1日给他们送一些可笑的礼物，或邀请他们参加并不存在的集会。落下这个笑柄的人被称作“四月鱼”，因为四月的鱼最容易上钩。
这种在4月1日开玩笑的习惯渐渐保留了下来，二百年后，从法国传到英国，又从英国传到美国，成为着名的“愚人节”。
我不知道，这“愚人节”到底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不过，是菀云在中国为我过了第一个“愚人节”。
没几天，我的另一个外号“笨”（也有叫“笨天鹅“的）就在校园里传开了。
关于菀云的条儿，我猜不出几分真假，也许她的确是要让我出个洋相，为所谓的“愚人节”增添一点笑料罢了。
但她因此可以肯定，我显然对她没有“意思”，所以，她完全可以不必再听我谈些什么了……
四、共同生活
故事并没有结束。
毕业后，菀云、李飞和我三人同留在了N市。
大概是毕业后的第二个月，我们三人在一家百货商厦的门口意外重逢。他们很自然地问起了我的情况。
我说在金科大学当了老师，感觉还行。
她和他便都说我傻，说凭我的本事，到广州、深圳去闯的话，也管保能站稳脚跟，要是到深圳当个小学语文老师，月薪3000元以上。
她们又问我的工资，我说就180块，两人又感慨了一番，
他们十分自豪地说，二人同在一家中外合资的房地产公司工作，李飞任财务部副部长，菀云任公关部副部长。
她们还说，老板说了，公司十分重视人才，月工资按底薪600起，再加提成。
临分手时，菀云还热情有加地说，如果愿意，你也可以加盟到我们公司来，我们将为你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
那一刻，我真得有点羡慕他们俩，刚走出校门，屁股后面就带“长”了，况且还挣那么多的钱，虽然专业不算对口，但工作却挺舒服的。
而我，倒是有点夜郎自大啦。
第二次见到他俩，是又过了三个月之后，一个黄昏，在公共汽车站。
他们告诉我，两人整天忙于公司事务，所以很晚才回家。
他们又问起我的情况。
我说：“终日闲得无聊，除了打开水、拖地、擦桌子和接电话，就是给学生上课。”
他们又问我最近有没有“大作”发表。
我只有苦笑，说：“小作也没有，根本谈不上什么大作。”
二人又感慨地说：“你们学校也真是的。”
然后，又力邀我加盟他们公司。
从菀云嘴里我还得知，他们二人合租了一套房子，环境比较好，条件也可以，而且价钱比较便宜。
我正想打听在什么地方，车来了，李飞催菀云上车，菀云上车后，在车窗里冲我扮了一个鬼脸， 我忽然觉得有些奇怪。
“两个人租了一套房子”！
这是什么意思?
该不是同居吧?
怎么会这样呢?
也许会的。
在我的记忆中，李飞是个能说会道的家伙，他虽然个子矮小，貌不惊人。但他家“老爷子”在某省当厅长，他留到这座城市，十有八九就是为了菀云。要不，两个人怎么会找到同一个单位。
哎！我怎么就没看出来，难怪当初菀云要说“你真笨”了。
不过，话还是别说那么难听，同居不同居其实我管不着，因为时下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共同生活”。
关于共同生活，我没什么“拙见”，也不敢有，因为时下还有一个更流行的说法：“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我不知对于菀云和李飞，别人是怎么说的，但我做为别人之一的别人，却很想说说他们。
大概是上回分手后又过了20多天，李飞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要借些路费回家一趟，我说再过一个礼拜才发工资，少了还可以，多了就有些紧张。
李飞一听我不痛快，又深知我就那么一点“活命钱”，就把电话挂了。我本来还想解释一下，或者帮他想想别的办法，就把电话打过去，打到财务部，没人接，又打到公关部，还是没有人接……
我从此再未见到过李飞，也没有见到过菀云。
我没有料到，菀云留给我最后的记忆，竟然会是那个隔着玻璃窗的瞬间的微笑，还有她微笑时那两颗尖尖的虎牙，还有她微笑时那一对浅浅的酒窝……
一年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中我终于得知，正是在李飞打电话给我的前一天晚上，老板以加班的名义，将菀云单独骗到自己的办公室内，野蛮的强奸了她，当他发现菀云还是一个处女时，老板怕李飞和他的家人报复，连夜携款外逃了。
据说，李飞回到自己家中，没过多久就在父母的操办下，与其父的另一位同事，某副厅长的千金结了婚。
菀云则不知去向……
三年后，有人在闲聊中提到了菀云，说她在某市开出租车，住在市郊的小别墅里……
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菀云似乎做了报纸上说的那种“X奶”，不过，能够听到她还活着的消息，对我而言，已经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了。
我不知道，菀云的生活还有没有笑，她的微笑里，还有没有那副尖尖的虎牙，还有没有那对浅浅的酒窝？
我不知道，菀云是不是还会想起我，想起那个笨得让她很开心的我……
五年后，又有人对我说，你想知道菀云现在在干什么吗?她现在是北京某文化公司的董事长，属下有500多名员工，成了名副其实的“富妹子”了。
听了这话，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替菀云感到高兴呢？还是替她感到悲哀？
我想，人们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对于菀云，我搞不清她是先变坏、后有钱，还是先有钱、才变坏的。况且，她不是主动的“变坏”，只能是被动的“坏变”，因为她曾经是一个受害者。
我想，假如没有那个禽兽不如的老板，假如菀云水到渠成的作了李飞的妻子，假如他们在一起过着高干子弟的生活，那么，我们这位昔日堂堂的“五朵金花”，充其量也只能作一个迎来送往的“交际花”罢了。但是今天，菀云成了名副其实的腰缠万贯的“富妹子”！
我想，当菀云有了钱之后，她是否对那一段往事已经有了不同的认识？
她是否也学会了一遍又一遍地吟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她是否也会学着别人的样子，说出一些感谢生活、感谢敌人、感谢苦难之类的话来?
菀云是爱好文学的，我想，她的文化公司，挣钱当然是首要的，但她之所以搞文化，是把文化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再说，办文化公司要比开出租车轻松得多，也安全得多……
因为，她还年轻。
年轻真好！
五、年轻真好
年轻真好！
这是读大学时，我的《现代汉语》老师给我说的，那一年，他36岁，他叫路云平。
我和这位路老师，既是师生，又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我的记忆中，路云平老师既不高大，也不魁梧。
他中等个儿，一头黑白加花的头发，有意无意地打着卷儿，他的眉毛很淡、也很短，小小的、近乎合成一条缝儿似的两只眼睛前面，是两块足有啤酒瓶底那么厚的、发出淡蓝色光的“挡风玻璃”，而颌下完全是一片空旷的“不毛之地”。
他常穿一件灰色的茄克和一条藏蓝色的裤子，外加一双半旧不新的黑皮鞋。他的脸胖乎乎的，总是洋溢着几分笑意，如果不是熟识，你还会以为他是一位居委会老大妈呢!
是的，在他身上，有居委会老大妈那样的热心肠，有居委会老大妈那样的和蔼可亲。
可是，他满肚子的学问，是老大妈们没有的；他幽默的谈吐和学者的风度，也是老大妈们喋喋不休地苦口婆心和唠唠叨叨东家长、西家短所不可比拟的。
在他的课堂里，更多的是会心的、忍俊不禁的和肆无忌惮的笑声。
除了汉语，他还懂俄语、日语和英语，他的学历是研究生，职称是讲师。
路老师与我可谓“臭味相投”，我们在一起更多的时候不是讨论教学，而是谈贝多芬与阿炳，谈达芬奇与齐白石，谈黑格尔与孔老二，还有肖邦、克莱德曼与聂耳，还有毕加索、凡高与徐悲鸿，还有马克思、毛泽东与邓小平；有些时候还谈谈李小龙，谈谈刘晓庆与梦露或别的什么，比如郎平与邓亚萍，李宁与李小双或者凯恩斯与李嘉图等等……
谈到现在歌星满天飞，路老师总笑着说：“白天不懂夜的黑，星多了不亮，天快要撑破了”之类；而我总是说：“何妨，何妨，歌坛代有新星出，各领风骚三五日乎？”
于是，我们便笑。
谈到当前美术，特别是一些中青年画家，要么走“朦胧诗”老路，也弄些“朦胧画”出来，还美其名曰：某某主义；要么步“出卖荒凉”之后尘，极力的表现丑，然后去国外拿个什么“国际金奖”，与其说是画得了奖，倒不如说是荒凉得了奖！是愚昧得了奖！是丑陋得了奖！这还算什么艺术？
每当我如此慷慨陈词，路老师也一脸愤愤然，然而他好像并不生气，总是略带嘲讽的说：“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一两年吧，反正，达到出名的目的就是了。”
我们又忍不住笑起来。
还有武术，路老师说他从小练什么太极拳、阴把枪、柳叶刀、打狗棍什么的，虽没有到什么纯、什么青的地步，但防身已经够用了。我说我也练过一段武术，什么流星锤、九节鞭、劈挂拳都学过，可惜没有用心，就是铁砂掌，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现在已全还给师傅了。
于是，我们会心地大笑。
路老师对“某大师”很不以为然，说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某大师”在大兴安岭灭火之事，简直是伪科学！还有为奥运会发功的事，不但没有多拿金牌，就连预计中的总数相比，也少了四、五块。
我说，你没听人们说，中国现在到处都是气功师，就连我们班上的高锋，近日，也在练什么“象功”，见人就说自己最近气感如何如何。有一回，他还让我伸开手掌，他的手掌对住我的手掌，在半空中来回运动，问我有没有热的感觉。其实我什么也没感觉到，只是掌心有些热，他便说这是他发功的结果。
听到这儿，路老师冷笑了几声说：“这有什么，他不过是用了‘心理暗示法’罢了。不信，我也给你练练。”
我们当时果真如法炮制了一番。
我说：“路老师，你的‘象功’更在高锋之上了，我的手掌的确很热呀！”路老师淡淡一笑说：“我这是‘像功’，不会与长鼻子、大耳朵大像有什么关系。”
说完，他便笑了。
我禁不住也笑了起来。
还有某大作家，愣是搞出个什么《人类ⅩⅩ破译》，非驴非马，不伦不类。
我说其实就是“某大师”灭火的事情，据“马路社”的小道消息说，那位美国的歌星还不承认呢。他说，火是他《一把火》，雨是他的《小雨》，是他的雨浇灭了他的火。
于是我们又大笑起来……
六、暂时保密
那时候，路老师的课堂上，笑得最早也最响的人，必定是我。
可有一回，我怎么也笑不出来。大概讲到讨价还价，路老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回，我路过鸟市，正好碰上讨价还价：
“这只鹦鹉多少钱?”
“五十!”
“五十!”这第二次报价的居然是鹦鹉的声音。
“三十卖不卖?”
“三十不卖!”
“三十不卖!”鹦鹉尖叫起来。
“便宜一点!”
“实心要，四十提走”
“实心要，四十提走!”
鹦鹉也大声地说……
这时，只听得“轰”的一声，教室里笑成一大片……
我没有笑，只想哭，我想起了路老师。
上周周末，路老师告诉我，他将离开学校，到深圳某大学任教，是他的一位老师联系的，一去就有住房，工资至少比现在翻两番，而且是夫妻俩一起去。并说了“暂时保密，尚末决定”云云。
听了这话，我心里很有些不是滋味。
按理说，路老师夫妻二人同为留校任教的研究生，是学校的教学骨干，可他们至今仍与另外一对教师一起，住着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厨房、厕所都是共用的。为此，他们俩吓得连孩子都不敢要。
这一回终于有了好日子过了，应该说是件大好事。本来，路老师也许想把快乐与我分享，可我高兴不起来。
在当时，“孔雀东南飞”已不是什么秘密，而且单位已不十分地卡。但是，在那远离亲人，远离故乡的地方，两个“书呆子”能否适应？再说，那边除了自已的老师，他们要面对“东出潼关无故人”的寂寞，饱尝“明月千里寄相思”的离苦，两颗年轻的心能否忍受？
我劝他再熬上几年，等评上个副教授了再走也不迟，他不肯。
路老师的手续办下来了，我送去一篇题为《大树不一定都生在沃土》的“万言书”，希望他能留下，但他还是走了。
临别前，他对我说，我先去看看，不行了就回来，如果还能维计，到时候我把你也弄过去。
我假装应了，但心理却骂道，鬼才去，我一定要留在西部、建设西部、振兴西部。
我肯定不去！
但路老师真的走了！
大约是在当年5月末，来了一封信，里头还有路老师夫妻二人在自己新家客厅里的合影。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路老师和爱人都明显变白了，也变胖了，变得比起以前更年轻了。
或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缘故吧，他们都笑着，看上去很开心，信中说，学校分配的房子有120平方米，楼层和结构都非常合理，光装修就花了五、六万。
路老师果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他在信中说，树挪死，人挪活，关于我的一些情况，他已经跟一位主管人事的副校长提到了，还比较满意，而且，那位副校长还明确的告诉他，学校正在进行人事制度改革，今后在老师的选拔、使用和职称评定等方面，主要是看能力，文凭只是一个参考。
在信的末尾，路老师还说，当地的气候和环境也非常好，山青水秀、景色宜人，别的就不说了，一个礼拜都可以不擦皮鞋，穿一个礼拜的衬衣还没有在我们这里穿一天的脏。
我知道，路老师这全是为我好，他这是在“游说”我，处在这座空气污染异常严重的城市，对那样的环境当然是心驰神往的。
记得有人曾在报纸上撰文说：中国有一座非常落后的城市，这里的居民一个礼拜都不擦一次皮鞋，一个月都不洗一次衬衣。
我想，能够写出和编发这样的报道的人，不是对我们这座城市的无知，就是对我们市民的污蔑。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一天擦两、三次皮鞋，两、三天洗一次衬衣！
我可怜的路老师，他终于可以衣锦还乡了。看得出，照片上的笑是真诚的，更是真实的，我可怜的路老师，他终于阔了!
七、江南之邀
听路老师讲，他本姓王，祖籍山西大槐树下，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
三岁那年，爹撒手归西，母亲把他带到了路家。
路家的养父丧妻不久，也没有孩子，起初对他们母子俩格外关心。
过了两年，小弟弟出生了，路家有了后人，所以养父对他也就渐渐冷淡起来，等稍大一点，就让他下地去干活。好在当时家里条件还不算太坏，到8岁那年，他上了学。
那时候，尽管他要帮助大人们做好多好多的家务，但从小学到初中，他都稳稳地在班里当第一名。初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县一中，成为当地方圆几十里第一个考上县城中学的学生。可惜好景不长，养父得了胃癌，即便是倾家荡产，也没有留住他的生命。
面对家庭的又一次变故，路老师只有重新回到农村，参加集体劳动。
每到工余，他常常拿起书本，做贼一样的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就这样又过了十年。
十年里，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无事抄书。
恢复高考后，他破灭的理想之火再次燃起，在经历了落榜打击之后的第二年，他终于如愿以偿的考上了我校中文系，本科读完，又读了研究生。
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一起留校的还有他的恋人，也即后来的妻子。
妻子比她小七岁，是一位着名的老教授的小女儿，她简直是一帆风顺的。
说真的，刚刚接到路老师来信的时候，我的心里很是矛盾。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我虽然不是什么人才，但由于刚好赶上当时“厌教风”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正在全国大范围内发作，所以像路老师“落草”的那样的名牌大学，居然也有些“饥不择食”，对我这样的一个普通师范类大学的本科生，也没有计较什么。
还有，我对他们这种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做法很是感动，特别是在教师待遇方面，比起我们学校来，简直有天堂之于地狱的差别。如果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与工作，那绝对是毫不含糊、心满意足的事情。
还有，那通常只能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阳光、海浪、沙滩、贝壳和椰子树，还有那清丽可人、温柔如水的南国女子，如果到了他们学校，马上也就会变得司空见惯了！
我的思想开始斗争。
按道理说，只要是当了老师，就已经满足了我的“教师梦”。至于到什么地方去做，就成了一个次要的问题。无论在任何地方，教师的职业是相同的。但是，当相同的职业与不同的待遇产生矛盾时，同等条件下，人们总是首先选择待遇高的地方，这显然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条路，在每一个岔路口，你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当我由学校踏上社会这条大道，面对成千上万种选择时，同样必须做出选择，而且是唯一的选择。
本来，我是打算留下来的，可路老师如此一番苦口婆心，倒让我的确有些心动起来，我甚至想到了自己一参加工作就有大套房子住，真是越想越开心、越想越来劲。
我准备马上就给路老师写信，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他。然而，就在这时，一条新闻彻底改变了我的“南迁”之梦。
凡是有一点自然常识的人，都知道“风”是空气运动的结果。当时“厌教风”盛行，与另外一种“风”的流行很有干系，那就是一天热似一天的“出国风”。
现在，“出国风”虽然还在继续热，但回潮的趋势也在不断的加大，我们还美其名曰“海归派”。
可在当时，大部分出国者出去了就没有打算再回来，完全是一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和孤掷一注式的出国。
我从广播中听到的那条新闻，恰好就是说我们每年都有多少留学生出国，而回来者寥寥的。
真的，我听了这则新闻，感到非常气愤，因为那时侯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公费出国的留学生。
我想，一个学生，从他读小学的那一天起，国家就给他投入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越是高学历者，得到国家的优惠也就越多。所以，这样的人流失的越多，国家的损失也就越多。
是的，他们读研了，他们读博了，他们有能力出国，去过自己想像中的幸福生活去了，这里固然有他们自身努力的因素，但是，如果不是当初花国家的钱，他们还有今天吗？
如果说，研究生、博士都出国了，大专生、本科生都南飞了，初中生，高中生都进大城市了，那么，像我们这样的落后地区还怎么实现现代化呀？
我越想越觉得不大对劲，别人做什么，我当然无权干涉，但我对于我自己，还是有一定的“指挥权”的，于是，我十分坦白地，连夜给路老师回了信。
八、矢志西部
我的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路老师：
您好！
非常高兴在这个阳光明媚，山花烂漫的季节收到您的来信，说真的，我为您的成功而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在思想上引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
首先，十分感激您对我的教诲和一如既往的亲切关怀。
我们相处虽然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我觉得至少有一个世纪，毫不夸张地说，能有您这样的一位好老师，简直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
七十年代初，我降生在父母“下放”的一个小山村里，像所有的母亲那样，母亲对我这个“老生胎”格外地疼爱，并起了个乳名叫大山。
我觉得，大山就是我，我就是大山，我不仅要有山一样的胸怀和品格，更要有山一样的意志和决心。
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那个小山村里度过的。虽然，那里曾经愚昧、曾经贫穷、曾经落后、曾经野蛮，也曾经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累累伤痕，但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中，让我变得勤奋，让我懂得自尊，是那里的山山水水哺育了我。
而那个本来属于我的城市，却让我感到异样的陌生。
对了，我最近读了大量有关教育方面的书籍，让我很受启发。这些书籍让我明白了教育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
我知道，教育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起源于劳动，体现着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
因此，早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早期的教育机构--学校，而且，我国早在夏、商时期，学校就有大学与小学的区别。
那时的学校，虽然是为奴隶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地方，教育对像也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子弟，教学内容基本上只有“教孝”、“习射”、“习礼”和“习乐”等比较狭隘的范围，但由此可见，教育对于一个社会是多么的重要。当然，这些东西您一定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
还有，我最近开始接触到了一些国外教育方面的信息，在有关报纸上读到了一些世界名牌大学办学内容，都让我眼界为之大开。
比如您过去提到过的，有700多年历史的英国剑桥大学。您曾告诉过我们，剑桥大学是培根、牛顿、达尔文、马尔萨斯、凯恩斯、罗素和李约瑟、霍金等学习、工作过的地方。仅近百年来，剑桥大学就涌现出了68位诺贝尔奖得主。
最近，我读到了有关“剑桥奇迹”的九条成功经验，我把它们综合起来，大概可以归纳为三条：
第一，政府对大学建立了严格的评估体系，而且，评估的时间是每隔5年。最关键的是，他们对大部分教学与科研的评估标准，不是我们国家现在普遍使用的升学率，而是与经济结合的成败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程度！有不少的大学还明文规定，研究生论文的20%必须与经济直接相关。
第二，政府为教育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仅在支持大学与中、小企业的结合方面，英国政府的投入就高达数千万英镑！
第三，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或者专门的公司，促进大学与经济建设相结合。这些专门办公室或者专门的公司，要么通过开发和发现大学科研成果，同时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牵线搭桥；要么通过保护学校及教员的知识产权，来营造浓厚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发展环境，来吸引和留住人才；要么就干脆寻找资金，办技术开发类公司，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可是，路老师，我们的大学教育中，能够直接和生产力挂钩的又有多少呢？别的课我不敢随便品头论足，但就语文课而言，我认为一味地让学生死钻书本，不与生活实践相结合，总是纠缠在那些语法、逻辑、修辞以及“茴香豆有多少种写法”之类的问题上，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浪费。
有些人或许会说，中国与英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投入教育。我觉得是一种十分荒唐的想法。我承认我们教育经费不足，但难道这就是教育上不去的理由？
远的不说，什么闻鸡起舞、囊荧映雪，就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有多少博士、硕士就是从最偏僻、最贫瘠、最落后的地方走出来的？
我们固然缺钱，但最缺少的，是办学理念、办学方针和方式方法。
现在，许多大学已经发现了人才对于学校的重要作用，他们千方百计的用高薪、住房和其它的优惠政策来吸引人才，把钱放在了第一位，而剑桥大学留人的关键却不是工资！
还有，世界着名的剑桥科技园区，从1970年创建到1980年的整整10年时间，他们就根本没有什么利润可言。
路老师，对您说这些话，完全没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的意思，说这么多，只是想告诉您，我的一切是属于西部和大山的，我一定要留在西部、建设西部、振兴西部！
我热爱我的家乡，是因为我更热爱我的祖国，如果没有西部的繁荣与进步，也就没有全国的繁荣与进步，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是不完整的和有缺憾的。
俗话说得好：“子不嫌母丑，犬不嫌家贫”。如果连我们土生土长的人才都不知道回报故土，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让生活在东南沿海的人才，让全世界的人才来支援我们“西部”呢？
近些年来，整个西部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将会在不远的将来西移（注：那时候国家还没有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西部，必将迎来崭新的笑容，再一次焕发蓬勃的青春。
当然，我自己也综合考虑了一下，鉴于自己目前的学识和水平，还是少得可怜，留在西部，也许更能发挥自己专长，记得您曾经对我说过：“二战后的日本和西德为什么会创造出惊人的经济发展奇迹，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十分重视本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所以，我选择在西部从事教育事业，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也正因为如此，对您在信中提到的有关问题和您寄予我本人的厚望，除了表示忠心地感谢之外，我就只有对您说SORRY、SORRY再SORRY了。
我知道，自己的选择，可能会让恩师您失望，但您的失望，也许正意味着西部的希望，所以务必请您原谅。
此致
敬礼
顺祝师娘大姐好！
愚生：大山敬上
1991年5月29日
还有，我最近正在赶写一片论文，主要的观点是，教育要实现四个结合：
一是要把“简单教育”与“复杂教育”结合起来。教育内容是纷繁复杂的，但是我们的教育方法不应该太复杂，教育的形式也不应该太复杂。必须不断追求教育方式与方法简单化。尤其是在未来社会，广播电视教育手段也将落伍，网络教育将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和简单的教育方法，只要有一点网络常识的人，就能够利用网络来开展自己的学习活动……
二是要把“个性教育”与“共性教育”结合起来。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的接班人。人类的教育史，其实是一部共性教育史。这种教育的结果，是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了社会的繁荣。然而，这种作用仅仅表现为横向推动。从纵向来看，这种横向越繁荣，便越是阻碍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中国的八股取士制度便是这种恶劣典型之一。而个性教育则是创新的基石，是教育中最最活跃的因素。在个性教育过程中，必须把“个性”与“天性”区分开来，那种把“天性教育”等同于“个性教育”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三是要把“阶段教育”与“终身教育”结合起来。在五、六十年代，小学三年级“毕业”就可以当工人，五年级毕业就可以当干部，那时候的用工或招干歧视只有一条，就是家庭出身。后来，学历要求越来越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学专科毕业生几乎找不到工作。虽然用工或招干歧视没有了家庭出身这一条，但却变得五花八门：有学历歧视、年龄歧视、身高歧视、性别歧视、长相歧视、户籍关系歧视、工作经验歧视、社会关系歧视等等。“速生林”必须变成“常绿树”，学校教育和向社会输送人才的链条被“拉面条”一样的不断拉长，由最初的初小、小学文化程度发展到后来的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一直拉到了现在的研究生和博士教育。事实上，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人对知识的掌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必须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
四是要把“知识教育”与“能力教育”结合起来。知识就是力量。但有知识不一定就有力量，道理很简单，知识与力量之间，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我们强调知识，必须强调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应试教育”必须向“素质教育”转变的主要依据。目前，我们虽然还没有摸索出一种可以很快取代现行的“应试教育”的好的办法，但“素质教育”教育无疑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还有，我们的“知识教育”与“能力教育”之间，怎样才能够很好地架起一座桥梁，也是个需要研究的课题……
基本的就是这些，老师如果有什么意见，请不吝赐教！
信终于写完了，我到邮局邮寄的时候，工作人员让我贴上了比平时三倍还多的邮票。
我希望路老师能够明白。我矢志西部，甘愿在石缝中长出一颗大树来。当然，路老师是不知有什么白皮松的故事的。
我怕他误解，特意复印了一份派遣证书，上面有金科大学人事部门的公章。
但，路老师还是误解我了，他没有给我回信。
或许，他把我当成了一个成懦夫，一个不敢闯世界的胆小鬼! 我仿佛听见他在笑，笑声中充满不屑!
凭他怎么想，我绝不离开西部。
我和路老师就这样失去了联系……
三年之后，我遇到了一位路老师的同事，跟他打听起路老师的情况，他起初不肯说，过了许久，才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来：
他已永远的离我们而去了。
那一刻，我觉得天都塌了下来……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笨依旧！
他还年轻!
九、关掉手机
Same改着改着，他的眼眶湿润啦！
20多年过去了，母校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学楼、宿舍楼一幢幢拔地而起，而与路老师同时代的讲师，有的做了学院领导，有的成了学界名流，最差的也评上了副教授，住上了三室两厅的房子。
还有，假如他不离开自己的母校，他就不会那样地英年早逝！
可怜的路老师，他一肚子的学问，居然早早的就离开了这个他为之奋斗不息的世界。
而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自从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在高校做一名教授，那是怎样的今非昔比啊！
房子不算什么，大部分都有车。
出省、出国就像回老家，一年好几回。
有些人兼职，有好几份收入，有些人还搞一些讲座，能赚不少外汇。
还有的利用招生、做各种评委的机会，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比如莎莎，从入学考试专业课开始，就由“恩师”一手栽培，听说花了好几万。
后来从毕业到考研，“恩师”有没有少帮忙。
这不，到了各种声乐比赛，“恩师”又是重要的评委，你说她不听“恩师”的行吗？
对了，莎莎又快一个月都没有打电话啦，不知她的比赛筹备的怎么样。
倒是佳佳，几乎每天都要在网上碰面。
有好几次，Same都很冲动，想请佳佳一起视频。
可是他总觉得不妥。
他也不知道自己担心什么？
还好，她们聊天总是非常愉快。
佳佳开玩笑说，Same这家伙就像花心菜，干嘛要给他那么多的好女人。其实Same自己知道，无论是莎莎还是佳佳，都是未知数！
因为小说没有截稿之前，所有的故事都充满变数。
Same便反讽佳佳说，如此多疑，你难道是曹操？
佳佳说：“我有时是张飞，有时是关羽。”
Same乐啦，就说：
“开心时，你是张飞，张开翅膀就飞；不开心时，你是关羽，关上羽毛休息，原来你就是花孔雀啊！”
“花孔雀”与“花心菜”都姓花，而你就是我姐姐啦！
“姐姐好！”
Same马上打了三个字。
佳佳说：你还叫得挺顺，我答应做你姐姐。
Same忽然觉得，这网络其实太容易糊弄人啦。这不，一个小妹妹，居然就成了姐姐。
而自己，也成了弟弟!
Same这样一想，就想到了自己为潘长江写的一首歌词《做回自己》：
关掉手机
关上电视
关掉微博
关上QQ
这边手机一响
赶紧说声你好
几句寒暄过后
送来一堆烦恼
不是问你借钱
就是请你撑腰
说是请你喝酒
顺便好好聊聊
神马都是浮云
兄弟给力就好
打开电视扫描
满目都是广告
偶尔插播韩剧
除非搂搂抱抱
要么格格太后
要么毛鬼小妖
女的都是笨蛋
男的全是活宝
古今千篇一律
中外同样风骚
打开QQ私聊
聊友越来越少
猛男原是阿姨
公主比爹更老
不是阴差阳错
有意雌雄颠倒
还有小小微博
人人续写离骚
偌大虚拟世界
真真假假乱套
关掉手机
给耳朵清净
关上电视
让眼睛休息
关掉微博
给心灵放假
关上QQ
让大家做回自己
是啊，网络毕竟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大家需要冷静交友，等哪天真的认真了，就可能离受伤害不远了……
现实中也一样。
就像莎莎。
她需要找你帮忙或者倾诉时，一天能打五六个电话，而且每次电话里，她都要嗲声嗲气的问上好多遍，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要是自己忙碌活开心的时候，不但不打一个电话，就是有时候Same自己主动打过去，莎莎也会有些不耐烦地说：“好啦，好啦，我正排练或者我正在给学生上课呢，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
可她嘴里的“一会儿”，有可能是五六天，有时甚至是一两个月……
这不，她说她今年准备搞两场个人演唱会，叫Same帮她写两首歌词，可Same歌词都写好很长时间啦，也不见她的曲子。
其实Same并不擅长写歌词，不过这两首，都是用了心的。况且，莎莎告诉他，作曲家早已经请好啦，是一位风情万种的女博士。
女博士？
还风情万种？
Same一开始就有些怀疑，因为眼下关于女博士有好多说法，其中有两种很值得玩味。
一种是：大专生是赵敏，本科生是黄蓉，硕士生是李莫愁，博士生是灭绝师太，博士后是东方不败。
另一种是：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
当然，这样妖魔化的表述是针对全体女博士的。从一些个案看，似乎好不到哪里，有跳楼自杀的，有被人奸杀的，有不给导师十万元毕不了业的，还有经常为导师提供特殊服务的……
有人说，做人难，做博士难，做一个女博士难上加难。
其实，男博士的日子也好过不到那里去。
这，也正是Same内心深处一直不打算继续深造的根本所在。
而学历低最终导致了Same在职称、收入、住房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被动，导致了他许多在教学领域的成果最终因“人微言轻”而得不到推广，反倒让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误人子弟！
每每想到这些，Same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
特别是房子，几乎成了他一生的痛。
莎莎一直没有电话。
也许，莎莎给他过的是另外一个愚人节。
Same想，自己真是笨到家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