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缅印交界的野人山，山势绵延300多平方公里，山里丛林密布，瘴疠弥漫，野兽出没。1942年5月，近3万名中国远征军将士因作战失利被迫穿越野人山绕道回国，在数百里的丛林之路上，2万多名战士丧身于此，最后只有几千人活着走出了这片“绿色魔窟”。日前，记者找寻到了曾经从野人山走出的远征军唯一在世女兵刘桂英。已经92岁高龄的老人听力不大好，她在孙女的帮助下，向记者回顾了自己当年赴缅抗日的艰难历程。
远征军初战失利，被迫穿越野人山
1942年3月，为支援盟军在滇缅抗击日军、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 10万名中国远征军将士奔赴缅甸抗日，刘桂英就是当中的一员。
刘桂英，1920年出生于长沙，后被送到长沙贫女院学习生活，1937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沙市湘雅医院学习护理知识。不久后抗战爆发，刘桂英和同学们报名加入了陆军医院，随后被编入第5军新22师野战医院，跟随部队先后从广西换防到贵州、云南，最后到达缅甸边境。“当时只知道是要去打日本鬼子，要上战场也不怕，我同战友们一路唱着战歌，在送行民众的‘胜利、凯旋’呼喊声中踏上了赴缅之路。”刘桂英回忆道。
刘桂英经历的第一次战斗，是在缅甸同古与日军激战。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持续了几天几夜，被炸死炸伤的士兵不断被抬下战场，刘桂英和其他女护士们顾不上害怕，全力抢救伤员。1942年5月初，日军占领密支那，派重兵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回国通道，一部分远征军跟随美方统帅史迪威去了印度，大部分将士被迫走进了野人山，准备从那儿绕道回国。
据研究远征军多年的历史学者卢洁峰介绍，日军当时集结了大量兵力围歼撤退的远征军将士，头上是飞机的轰炸，后面是日军的追击，东边的回国之路则已被日军截堵。“部队面临两难，要么以难民身份撤往印度，要么往北边的野人山绕路回国，杜聿明最后按照蒋介石的指示选择穿越野人山回国。万没想到，野人山里面的环境会这么险恶，远征军付出的代价会这样惨烈。”
丛林蚂蚁、蚊虫、蚂蟥噬人留白骨
进山之前，刘桂英和其他姐妹们也曾认为：“野人山是天然的屏障，部队进了森林密布的山里，日本鬼子就拿我们没办法，而且山里可能还有野果和野味充饥。”但走进野人山以后，环境的险恶完全超出了她们的想象。
“在密林中行走一片阴暗，阳光根本就照不进来，高高低低的山连绵不绝，好不容易爬上一个山头，却发现更高的山峰挡在眼前。在山里行走特别容易迷路，部队配的地图基本用不上，有时走了好几天，发现又回到了原先走过的地方。”刘桂英回忆道。
部队进山后不久就遇上雨季，身上的衣服就没干过。道路泥泞不堪，有些士兵下山时干脆就顺着泥水往下滑。但碰上山洪则危险异常，一次，刘桂英亲眼看到一个班的战士眨眼间被山洪冲得不知所终……
第二个危险是缺粮。进入山中几周后就开始断粮，整个部队的人不得不在林中找东西吃，但山中的许多植物都有毒，不少战士误食了有毒的野草、野果子、蘑菇，肚子疼得满地打滚，可是缺乏救命的药品，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毒死。“断粮后，我们就靠树叶草根维持，野芭蕉根、野草、树叶……扯来一把嚼在嘴里，只要感觉舌头不麻就一口吞下，若舌头麻就立刻吐掉。”刘桂英老人道。
更恐怖的是，山中蚂蟥、蚂蚁、毒虫野兽四处出没。王桂英说，野人山的丛林里到处都是蚂蟥，只要人一经过它们的附近，蚂蟥就趁机从树叶间滑落到人身上吸血。“路途中我每天都能从身上发现附在上面的蚂蟥，那里的蚂蟥个头特别大，还有很多的小蚂蟥会通过衣服的缝隙钻进人的皮肤里，一路上，疲惫的我们经常未觉察依附在身上的蚂蟥，等到发现的时候，蚂蟥已经变得又粗又大了。”至今刘桂英腿上还留下了很多的伤疤，都是当年被那些蚂蟥咬的，和蚂蟥一样猖獗的还有蚊子，野人山的蚊子也大得出奇，被咬的地方奇痒无比。一些饥饿过度的战士因十分虚弱，一靠在树边就站不起来，周围的蚂蚁就趁机围上来啃噬，蚂蟥也不知从哪冒出来吸血，一夜过后，原本活生生的人就变成令人恐怖的白骨。毒蛇、丛林饿狼也夺去了许多战友的生命。
最厉害的还是林中浓厚的瘴气，疟疾、回归热、破伤风等疾病肆虐。越往山林深处走，山里的瘴气就越浓厚，走在前面的很多远征军战士都因染上疟疾、回归热、破伤风等疾病，一些战士在路途走着走着，突然就“扑通”一声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一路上堆满了战士们的尸体。
过野人山2万多名将士牺牲
“远征军的队伍中女兵，大多数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女青年，在部队中一般担任后勤补给、医疗护卫等任务，后来在撤出缅甸过野人山时伤亡很大，活着走出来的少之又少，具体有多少女兵幸存，今天已经很难去考证了。”多年研究远征军历史的学者卢洁峰告诉记者。
卢洁峰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时超过七万多人，失利后退往印度和云南西部两个方向，其中近3万名将士进入野人山，绕路撤回滇西。因环境恶劣，过野人山时牺牲了2万多人，包括戴安澜等一些高级将领都不幸遇难。孙立人的部队当时走在最后是为第5军垫后的，在与日军的交锋中损失了2000多人，本来也是打算撤入野人山的，但最后他决定撤退到印度，得以保存了剩下的兵力。
据刘桂英的孙女介绍，刘桂英老人在上世纪90年代前一直在安徽农村生活，那里信息闭塞，直到1988年，刘桂英的女儿无意间看到远征军爱国将领在北京受到表彰的新闻报道，她马上告诉了自己的妈妈，老人这才逐渐向外人介绍自己当年的经历。
1990年，刘桂英恢复了教师身份，按照退休教师的待遇领取退休金，2006年，中国政府为刘桂英颁发了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已年逾90的刘桂英除了听力不太好外，平时生活做饭洗衣服全部自理，因为她有看书的习惯，所以思维非常清晰，记忆力一直不错，还学过英语，现在她每天都在坚持看书、读报、写字、锻炼身体。
后来根本就不用认路，沿着累累白骨的道路向前走就是了
据刘桂英回忆，“每走不远就会看到战友们的尸体，后来我们就睡在战友们的尸体旁，那时已经没有害怕的感觉，路上有时还看到上吊的人，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将他们放下来，当然这样做也无济于事。”
后来她和另一名女兵何珊在途中遇到了一位落队的男兵，三人搭伴前行。不幸的是何珊误食毒果，上吐下泻，没有任何药物的刘桂英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身边一个个战友相继离去，当时的刘桂英已无惧死亡，只是在求生的本能驱使下机械地向前走。“到后面，你不怕走错路，沿着累累白骨的道路向前走就是了，饿了就找野果和野菜，顾不上有毒没毒了。”这样浑浑噩噩不知走了多少天，有一天前方突然出现红色、绿色和黄色的帐篷，她愣了好久没有反应过来。最后身边的战友告诉她，那些帐篷是真的，帐篷旁边有人在招手。此时已经是9月份，刘桂英整整走了3个多月。那一刻，刘桂英用几近嘶哑的声音朝后面的林子里喊：“我们死不了，我们有救了，大家快来呀，这里有粮食了!”一个女兵活着走出野人山的事轰动了全军，“当时美国、印度的军人都围拢过来看我，都把我看成女英雄了，我只是一名小兵，爬个野人山算什么。”刘桂英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