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承汉祚、建立东汉政权后，鉴于之前大司马篡权的乱象，设“尚书台”架空三公之权，一切政令皆经尚书台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时人称“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其手法如出一辙，都是在“正室”之外另立“偏房”，借操纵“偏房”实现朝纲独断。后人评价“两汉政出于二”，也就是说，汉代的权力结构是复式的，一个正式的权力系统加上一个非正式的副权力系统。“政出于二”是两汉权力结构的最大弊病。同刘彻创建内朝一样，刘秀设立尚书台这个副权力系统，本意是要摆脱正式权力系统对皇权的约束与威胁，然而，历史的闹剧总是再三重演，“偏房”一旦羽翼丰满，就不是人主所能操控的了。

　　刘秀死后，他留下来的尚书台机构并未能阻止权臣对刘汉政权的篡夺，东汉后期，外戚、豪族等权臣以“录尚书事”之衔入主尚书台，垄断了朝政。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迎回汉献帝，第一件事就是让献帝赐予其“录尚书事”之权。而君主要夺回权柄，就扶植宦官建立一个副权力系统，东汉后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轮流专政。

　　东汉皇室与权臣的明争暗斗，以后者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东汉天下被门阀士族瓜分、颠覆，其后，唐代君主为限制正式官僚系统之权，防止权柄下移，也另立宦官参与朝政，但是这个副权力系统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经启动即无法制止。晚唐的宦官，权势越来越大，不仅架空正式权力系统，连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在其手中。

　　相对而言，到宋代才有了对正式权力系统的尊重，宋代少见地没有形成副权力系统，女宠、宦官、外戚、皇室秘书、幸臣等隐权力集团大体上都受到遏制。即使是贵为天下主权者的君主，对于政事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南宋时，内廷国手赵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职非皇室私器，随便予人是有违政制的，因此赵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开恩。宋孝宗答复：“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让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坚执不从”，并且表示：“纵降旨来，定当缴了。”孝宗唯有一声浩叹：“书生难与他说话！”

　　赵鄂终日陪皇帝下棋，与孝宗关系极好，按说是颇有隐权力的，但宋代比较健康的权力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隐权力，连皇帝也不敢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个权力结构。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赵宋的天下被蒙古人忽必烈“共”掉之后，君主对正式权力系统保持尊重的权力格局不再出现，大宋也难逃“共”天下的圈囿。至明清又出现了与宰相、太监，与胥吏共天下的难堪局面。

　　从汉代一路看过来，不难发现：另立“偏房”架空“正室”之权、借重隐权力集团钳制正式的官僚系统，正是历代君主搞独裁的不二法门。

　　皇帝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对付官僚系统，是因为从汉唐至明清，在完成政治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对君主独裁权力构成最大制约的不是民主、宪政，而是一个复杂、完备、科层化的官僚系统，因为权力在科层化结构中流动，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规范性、程序性的规制，科层化越高，权力受到的规制就越大。如果把权力比喻为流水，科层化结构就是管道，约束着流水的横冲直撞。权欲旺盛的雄才之主当然难以容忍这些管道分流了权力，于是绕过正式的权力管道系统，利用亲近的私臣组建非正式的简陋的权力容器，因其简陋、非正式，也就更便于人主操纵。

　　但是，这些临时性质的权力容器难免会慢慢固化、复杂化，甚至变成正式权力管道的一部分，又反过来分化了独裁权力。换句话说，“偏房”掌权日久，往往又会演化成“正室”，如汉代的尚书，原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到了唐代则是名正言顺的宰相机构。后世的君主为“尽收威柄，一总事权”，又另设一个易于指挥的权力容器，然而，时过境迁，又重蹈前代“偏房”坐大之覆辙。历史简直给独裁者下了一道反复发作的恶咒。

　　那些叨念着“大权不可旁落”的独裁者不会明白这样的道理：分散在复杂管道的权力尽管不易为君主任意摆布，但颠覆性不高，因为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敢逾越名分的界限，并且受到程序性与规范性的限制；相比之下，摆脱了科层束缚的隐权力虽然便于指使，但一旦失控则如洪水决堤，一发而不可收拾。西汉刘彻置内朝捋夺宰相之权，但后来内朝的外戚不仅把持朝政，而且颠覆了西汉；东汉刘秀将三公闲置，倚重尚书台，但尚书台的领袖最后竟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明代的朱元璋干脆废了宰相，启用内阁，但内阁体制却培养出“九千岁”的权力怪胎。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