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放到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那么，"经互会"的消极作用远不止上面提到的两个方面。不论对苏联还是对东欧各国，"经互会"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还突出表现在：由于"经互会"是个封闭性的经济集团，经贸合作主要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如1950年苏联对外贸易总额的81.1%是与"经互会"成员国实现的。这样，这些国家必然与世界市场隔离，难以参与世界产业转移过程，严重影响各成员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外，这些国家也难以对世界科技革命做出有效反应，去吸收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战后，正逢世界科技迅速发展时期，新技术在西方国家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经互会"具有封闭性与排斥市场的特点，"经互会"成员国缺乏接受新技术与采用新技术的内在机制，从而导致了经济的长期落后。

　　在谈到"经互会"与世界经济隔绝问题时，不能不提及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斯大林说："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

　　斯大林把"两个平行市场"的出现，视为两个对立阵营存在必然产生的经济结果，这样，把东欧各国框在"经互会"范围内就有了理论根据，导致"经互会"国家经济长期难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忽视世界市场的主导作用。

　　但是，斯大林错误地估计了"两个平行市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他认为，这会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一步加深。他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可能性与潜力，忽视了科技革命对其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

　　斯大林在这里的另一个错误估计是，把战后资本主义在国外的剥削仍主要放在掠夺原材料这一狭隘的领域。实际上，随着科技的发展，对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大下降了，而斯大林仍把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主要归结为"市场的缩小".从而他得出结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这里。"（《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2页）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错误地高估了"经互会"国家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在苏联"极度便宜的，技术头等"的帮助下，"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他们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参见《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集》，第68-73页）遗憾的是，上述情况并未出现，"经互会"国家一直未能改变短缺经济的状况。

　　在东欧国家驻军。战后，苏联驻东欧的常备军总数一直超过60万人，同时，苏联也十分注意在东欧国家军队常规武器的升级换代。苏联在东欧国家部署军事力量，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针对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反映它与这些国家在战略上的对峙意图；二是针对东欧国家，即以武力为保障，使这些国家紧密地与苏联一起，实行苏联所需的内外政策，防止他们在国际上出现风吹草动时就东张西望。苏联在东欧的驻军，对"不顺从"的势力是一种强有力的威慑作用，无疑是控制与整治东欧国家的后盾。

　　严厉镇压"叛逆者".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反映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由于铁托不顺从斯大林，在内外政策方面有自己的主张。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时南斯拉夫提出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建立不同于苏联的模式，这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最早的一次冲击，其结果人所共知。1948年6月19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讨论南斯拉夫问题的情报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谴责南共领导人奉行的是一条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对苏联不友好的政策。会议还建议共产党情报局的所有成员断绝与南共的一切关系。

　　1949年11月，情报局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这次把南共领导人已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杀人犯与间谍，认为南共已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转到法西斯主义，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和新战争挑拨者的帮凶。苏南关系破裂后，苏联军队推进到南斯拉夫边界，苏联报刊上竟然直接号召南斯拉夫进行国内战争。此后，东欧各国加快了斯大林模式的"引进"进程。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做法，明显是杀鸡给猴看，不允许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脱离斯大林模式。正如斯大林在1948年致铁托的信中说的："低估苏联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允许的。"

　　（《南苏关系（1939-1973）》，第357页）

　　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被移植到东欧国家

　　划分了势力范围，确立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其最终目的是要把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国家。在这里，我们就构成斯大林模式一个主要内容--经济体制模式向东欧国家移植的问题，作些简要的分析。（一）先国有化。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仿效苏联，对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银行等部门进行部分国有化，以建立国营企业。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深化，国有经济成分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并逐步确立了主导地位。如匈牙利，在1946年11月，就把最重要的重工业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到了1949年，匈牙利全国的工矿企业都被收归国家所有。（参见姜琦等着：《悲剧悄悄来临--东欧政治大地震的征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二）搬用苏联计划经济制度。搞计划经济是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战后各东欧国家为了恢复经济与国家着手从事经济管理，普遍采用苏联计划管理经济的一套办法。在这方面起步最早的是南斯拉夫，1946年通过的新宪法就规定要实现计划经济，并从1947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后来因苏南关系突变，加上国内出现的经济困难，五年计划仅仅执行了一年，以后也没有再制订苏联式的五年计划。东欧其他国家先搞短期计划，有两年的，也有三年的，都以恢复国民经济为计划的主要目标。

　　从1949年或1950年开始，不少国家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并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编制与监督计划的执行。在实行计划过程中，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管理体制，逐级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加以控制。如匈牙利，1952年基本已形成了7个层次的计划管理体制，1953年由部长会议批准的计划指标有5899项，由各部规定的指标有11497项，而且在1951年11月已做出规定，主要指标的执行情况每10天甚至每天要上报一次。为了保证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贯彻，还广为宣传苏联有关"计划就是法律"的口号。（参见李宗禹等着：《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页）后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东欧各国（除南斯拉夫外）扎了根。（三）搞苏联式的工业化。斯大林不顾东欧一些国家的国情，要他们搬用苏联工业化的那套政策与做法，如优先发展重工业，盲目追求高速度，提高积累率，榨取农民，把农民的"贡款"视为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来源，亦步亦趋地走苏联道路。这种工业化道路造成的严重后果与苏联也是相同的。（四）农业集体化是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主要内容。在1948年6月前，东欧国家并不急于搞农业集体化，强调当时不存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代替个体经营的条件，转向合作社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在批判南斯拉夫农业集体化缓慢，农业还掌握在富农手里之后，东欧各国被迫把农业集体化作为重要任务列入五年计划。农业集体化也是以行政命令用强迫的办法推行的。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