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身处何地，当人们醒来后看早间新闻时，在头版头条总能发现有关政治暴力的报道。尽管学者们做了很多努力以启发我们，但是很少有人像已故的查尔斯·蒂利那样做了那么多的努力。

　　《政权与斗争剧目》一书提出了三个问题：（1）不同的政权类型和它们经历的变化如何影响了斗争政治的类型？（2）斗争政治的重要区别为何在不同的政权类型下发生？（3）斗争政治自身如何影响政权类型？

　　通过讲述1989年至2003年间发生在秘鲁的斗争政治和政权变化，蒂利认为我们在秘鲁发现的关系证明了政权变化和斗争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和易变的，这点放之四海而皆准。与此同时，他得出了两个结论：民主制度的建立制约了国家强制的原始形式；通过控制政府，人们能够获取信息、资源和强制手段。蒂利创造了一个简单的二维空间对政权进行定位---一端是影响人员、活动和资源分配的政府权能；另一端是通过人民对政府施加的影响力和免于受独裁政府行为侵害来予以表现的民主程度。在这个二维空间里，有四个可资对比的政权类型---民主或者非民主的高权能政府和民主或者非民主的低权能政府。在对这四种政权类型逐一举例说明之后，蒂利转向了对斗争剧目，即人民向政府提出诉求的集体努力的讨论。蒂利认为，人们表达诉求的方式形成了行动剧目，就像是根据松散的剧目脚本进行的演出。斗争剧目的广泛度和灵活度根据不同政权类型下可资利用的机会而发生变化。

　　通过对拥有不同权能水平和民主程度的政权类型和斗争类型的考察，蒂利进行了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将关注视角扩展至历史进程的演化，进而详细阐明政权类型和斗争剧目之间的系统联系。他发现在不同压迫手段的组合使用和通过诉求进行政府规定、容忍和禁止的表演的便利程度方面，各种政权表现不同。民主政权对诉求手段很少作出规定，具有较高包容性。而高权能的非民主政权需要一系列公共政治表演，但是他们对其他的表演很少容忍，而且禁止另外一些表演。

　　与蒂利的其他着作一样，他在该书中讨论了斗争行为的重大案例---集体暴力、革命和社会运动。蒂利构建了一个有关集体暴力的类型，分析了不同政权下集体暴力的形式和强度的变化，并将这种分析运用到内战和恐怖活动中。他认为高权能的民主政权有广泛的集体诉求和低水平的集体暴力，民主程度和权能较低的政权则拥有更多的独裁主义者和（或者）更多的斗争政治的暴力形式。在讨论革命时，他认为革命是个复杂的历史片段，没有单一的形式或者阶段顺序。他着重分析了1492-1991年这500年中欧洲的革命形势。通过分析，他认为革命形势在20世纪的欧洲变得越来越罕见，尽管有些组织声称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蒂利注意到，在世界范围内更普遍的是，在最近的革命中总是掌控了自然资源的军阀获得了权力。蒂利的研究表明，不断变化的斗争剧目对欧洲的革命结果的前景、形势、进程和影响具有独立的影响力。民主的高权能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运动剧目的形成。这包括为特定目的组成的专项协会和联盟、请愿驱动、公开会议、集会、游行、罢工和游说的形成。

　　蒂利在该书最后一章总结了他的关键发现，表明了即时追踪政权和斗争剧目跨时空变化的重要性。根据这一发现，我们在当今世界上观察到的变化同样拥有产生和变化的历史。蒂利的这本书启示我们，当我们设计未来时，可以依赖经由该书的分析手法所开拓出的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