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物是历史的灵魂，但是不论研究，还是阅读，常常遇到的多是人们翻来覆去，耳熟能详的那些人。只不过不同的撰者，从正面、侧面、反面，说东道西地把好端端一位历史人物解剖得七零八落，让读者看不清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更不知有多少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曾着有功绩的人物，却被掩埋得很深很久，在期待被发掘出土。

　　如今有个怪异的现象，凡发掘出几具古尸和若干古器物，常会引起一阵欢呼和感叹。于是发掘报告、研究论文、随笔札记，都会接踵而至。有些还被列入当年几大发现之一。但当有人发掘出一位值得称道的历史人物，并在艰苦搜求翔实可信资料基础上，按照历史人物成长的历程，耗费数年研究，编次成书后，使一位久受沉埋的历史人物得见天日，使历史增新貌，为后世垂典范，却往往未能如愿受到关注，最幸运的不过昙花一现，更多的是没没无闻，很少有人再提起，这很不公平。

　　还有一种现象，那就是在史学着述中，圈外人的着述往往比圈内人更受看，更能得其要领。十年前我读过一位机械专业出身的高工张贵祥先生撰写的《大三国演记》。这部书记述了宋、辽、金、西夏的对峙，直至元统一，历时三百年的两个三角形的纷乱历史，比专攻这段历史的人条理得更清楚明晰。

　　我渐渐厌烦那些被人们谈得很多的历史人物，你争我辨，你是我非，只凭手头一点资料，闹烘烘地瞎辩论。我期待更多地发掘新人物，广泛搜集有关资料，把这个人物说清楚，能引人入胜的着述。十年后，我有幸又看到一部我喜欢的人物传记，那就是沈迦先生近年撰写的《寻找·苏慧廉》一书。

　　沈迦先生做过记者，后经商，现居加拿大，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读过他写的两部书：一是《普通人》，二是《寻找·苏慧廉》。前者读过而已，后一种却引发我若干遐思。

　　为什么我爱读的史学着述多出自史学圈外人之手？或许是他们没有经受史学专业训练，也就不会为那么多框框所局限。更可能是他们出自一种自发的"还史与民"的理念，想写些有扎实资料基础，能让民众读懂的史书，而专业人士则陈义甚高，故作深沉地写些只有少数圈内人读之昏昏的文字。那么他们所选的题材对否？张贵祥先生理清了中国历史上最纠缠混乱的年代。沈迦先生挖掘沉埋已久的一位有过历史贡献的外国传教士。

　　我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一个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做好他应该做的事，并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有所贡献，就应给以注意。沈先生从本乡本土所挖掘出来的传主，正是这样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

　　《寻找·苏慧廉》的传主苏慧廉，1861年1月23日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哈利法可斯城。1883年1月，时年22岁的他被英国循道公会派驻温州任传教士，直至1907年才离开。他在中国居留了前后24年，做了不少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工作。他将《圣经》翻成温州方言，将《论语》译成英文，并开办中等学校。在离开温州后，他还担任过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和牛津大学汉学教授。1935年5月14日，他在牛津寓所逝世，享年74岁。他在所着《中国与英国》中曾写下几句话，自评其与中国的关系说："不管我如何评述中国，我都是带着一种对中国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真挚情感。我曾服务于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的半生。"沈迦先生的《寻找·苏慧廉》一书，正是传主这几句话长长的注脚。

　　二

　　沈迦先生的撰作起意，是听说温州图书馆藏有传主的二部英文着作，尘封已久。这样一条线索，引动沈迦先生进一步"寻找".2007年沈迦决心写传，2009年他亲临传主夫妇在英墓地，仔细地考实他们的人生终点，并以此为爆破点，启动了撰着。他开始循着传主一生的路线前进，这也是撰者全书的主线。撰者在自序中明确地交待说："这本书的主线虽是以传主的生平展开，其实也是沿着寻访的过程一路走来。"沈迦先生走的是传主走过的路，但不是简单的重复。他在和传主同步前进时，还随时随地地捎带着描述一路上所见所闻的地情社况。

　　沈迦先生为了征信于读者，他在自序中详细地写他去英、美、加等国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的经历。据统计，他经眼的档案、着述、专着和论文、资料等多达280种。除此之外，他"还走访了苏慧廉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从温州到太原，从上海到北京，从香港到澳门，从牛津到剑桥，英伦半岛也去了两趟，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他不惮烦劳地写下这些文字的目的，不是炫奇，而是留给后人一张寻宝的路线图，他以实际作为说明书中记事，都是"事事有来源，字字有根据",没有违反历史笔法的规范。

　　这部传记不仅细心地刻画了这位传教士不平凡的一生，还叙述了他的亲友和时代，使全书充满了感情。在最后一章即第八章《暮年》第三节《苏慧廉之后》中，又写了苏慧廉未能放下心的几件事。这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传主了。不过遗憾的是，书中之后又孤零零地增写《后来》一段，为的是重点地记录1948-2011年之间的事迹，实为添足之笔。也许撰者主观上是想加重对传主的关怀--遗响未绝，实际上这个《后来》无依无靠，不符体例，不如并入第八章下第三节或直接置入附录，更为爽利些。

　　这部人物传记，不像其他传记。他写了千余条注释，几乎是每页都有边注，颇似学术专着，如果单独抽出来，可成另一本书。这一方面是撰者想尽力遵循史学规范，更重要的是他受了苏慧廉的老师里雅各遗训的影响。里雅各在翻译中国《四书五经》时说过：

　　（本段用楷体，上下各空一行）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九十九个会对长长的评论性的注释丝毫也不在意，但是第一百个读者将产生出来，他会发现这些所谓长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就只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

　　沈迦先生希望读者"能沿着这些虽粗糙，但颇费力搭建的路标，走向更远方".事实确是如此，我作为"第一百个读者",通读了每一条注释，有时超出了对本文的注意力，果然受益匪非浅。第一，它填充了我若干空位的知识缺口；第二，从注释内容了解到撰者的书外弦音；第三，从注释内容所涉及的枝蔓，启动了选择新题目的思路。这也是撰者便利读者的一种善举。撰者还为本书编写了传主的年谱简编置于《附录》，也具有这样的意图。如果在《附录》中能再编一份全书综合索引的话，那将更为完善。

　　三

　　才学识是中国对写史者的传统要求，沈迦先生在写这本书时，凸现了他的史识。他要是没有相当的胆识，就不会轻易涉足于为外国传教士写传记这类"禁区".近几十年，外国传教士恶名随身。写传教士无论怎么都会与政治挂勾，如通信往来就可以是递送情报的铁证，生活方式的不同就有和平演变的嫌疑，普及教育、推动卫生是一种小恩小惠等等，而有些对中国社会和民众有益的人和事亦常被掩盖和埋没，或者被定为"别有用心"或"客观上的影响"等等。以致历史学者马勇在读过这本书后曾发感慨说：

　　（本段用楷体，上下各空一行）中国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族群，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谢谢，缺少一句对不起。在这一长串传教士名单中，苏慧廉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这部书忠实记载了苏慧廉极不平凡的生命轨迹，值得一读。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