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良贱制度源于魏晋南北朝的"第二次封建化":一批士族慢慢演变成垄断了政治权力、经济特权与社会地位的门阀世家，他们十分重视谱牒的修订，并只在豪门中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而另一批失去土地与财产的平民，则成了依附于门阀的部曲、奴婢，丧失了独立的法律地位。这有点像先秦的贵族与私属的关系，不过魏晋以降的"封建"并不是国家建制，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

　　宋代：出现最早的"城市户口"

　　由唐入宋，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拉开中古与近世的历史分期。宋朝的户籍制度也不再将国民区分为"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户口，意味着城市人口的扩张，市民阶层已然形成。又根据居民有无不动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户籍档案叫做"五等丁产簿",每隔三年编造一次，虽然带着"丁"字，但实际上五等户的划分跟各户人丁数目毫无关系，而是以各户财产多少为标准。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待清楚：中唐之后，均田制已解体，宋朝立国，即承认土地彻底私有的现实，允许产权自由流动，不抑兼并，于是贫富分化并经常互相转换。

　　按财产划分户等，是出于征税、征役之需。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建立在"均产"理想上的"租庸调"此时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贫富为差"的"两税法",上等户纳税多，下等户纳税少，客户由于没有田产，则不用缴税。因宋朝实行募兵制（雇佣兵），国民也不再需要服兵役，只剩下差役，从前的徭役是按人头摊派的，宋朝则出现了以钱代役的趋势，并且跟户等挂钩，即富户要承担更重的服役义务。从人头税到财产税，正是社会从中古进入近世的特征。

　　户籍对于老百姓的人身束缚，也正在减弱中。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来自商业的税收与征榷收入超过了农业税，这是史无前例的），宁静而安定的小农社会秩序已被打破，农民弃耕从商的事很常见，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客户没有田产，更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而按宋朝立法，客户要退佃离开，地主是不可以阻挠的。客户因其飘浮不定，又被称为"浮客".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连户口登记都出现困难。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更多--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商人、佣工、流民，如建康府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

　　宋朝的户籍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口。今日在京城流浪多年仍未能取得一纸户籍的"北漂族",看后会不会生出几分"羡慕嫉妒恨"呢？

　　宋代社会因其显着的开放属性与商业属性，而呈现出远远强于前代的流动性与活力。一位宋朝人感叹说："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

　　明代：职业户制的建立与瓦解

　　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向前进步，有时也会倒退。宋朝时，农民抛弃田产，外出经商，地方政府提出将这些田产收回，而受到户部的批评和拒绝。也就是说，农民的产权与经商权利，得到朝廷的承认。到了明朝初期，农民就没有这种择业的自由了，朱元璋严禁农人弃耕从商，令民专守田业，"市村绝不许有逸夫".

　　开创明王朝的朱元璋重建了一个以小农为本的宁静秩序。体现在户籍制度上，明政府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分工，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民户务农，并向国家纳农业税、服徭役；军户的义务是服兵役；匠户则必须为宫廷、官府及官营手工业服劳役。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农民的子弟世代务农，工匠的子孙世代做工，军户的子孙世代从军。

　　这一职业户制度，继承自元朝的"诸色户计".元人入主中国之后，为强化国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设立富有草原特色的"诸色户计"制度，境内居民被划为民户、军户、站户、灶户、匠户、儒户、医户、阴阳户、打捕鹰户等近百种户籍，职业一经划定，代代相承，不得随意变动。"诸色户计"的本质是"全民服役",各色职业户均要向官府提供不同的劳役，比之宋代出现的赋役向财产税转化的近代化趋势，"诸色户计"无疑是历史的逆转。

　　朱元璋以明代元，于洪武二年下诏："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人户，许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户籍登记完全照抄元朝的"诸色户记".次年，朱元璋下令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登记造册，一册两份，户籍保存于官府，类似于今日的户籍档案；户帖交给居民，类似于今日的户口簿。这一户籍制度还是沿习元朝"诸色户记",分为各色职业户。同时，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控制也进一步加强，明政府规定农民的活动范围限于户籍所在地的一里之间，做到"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即验文引";商人外出经商，也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类似于介绍信），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人户籍所在地的邻里被要求务必知道外出经商之人的归期，若两载不归，要向官方报告。

　　明初的户籍制度，有利于建立一种井然、安静的社会秩序，但居民的人身被紧紧束缚在户籍上，不得自由流动，社会的活力也因此丧失殆尽。直到明代中后期，随着职业户制度的松懈，商品经济的兴起，明朝社会才恢复了两宋时代的开放性、流动性及近代化色彩。

　　清代时，朝廷宣布"摊丁入亩",户籍不再作为征税的依据。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还是一直保留着。这里不展开细述。现在，我们来回顾一遍从秦汉到唐宋再到明清的户籍制度变迁，将会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如一些历史学者所说的，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是一段"停滞"的历史，而是一直变动不居，曾经自发演进到近代的门口，又阴差阳错出现倒退。大历史的得失，也能从户籍制度这个小小窗口，略窥一二呢。

据《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