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社会集群活动，绝不可能脱离经济而孤立存在，更不可能突然发生。战争亦然。作为典型的大规模社会集群活动，它一旦发生，必然会有着独特的经济背景和经济脉络。是战争决定经济，还是经济决定战争，这两者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学问？
● “农”与“战”的背后
前面我们谈了商鞅变法中的几个技术问题，对变法的内涵有了大概的认识，又了解过商鞅如何把军国主义政策“卖”给秦孝公，不过这些还不够透彻，也谈不到规律性的总结，于是这又催生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军国主义政策能使国家“强大”到足以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与经济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我们已知，农战思想，侧重的是“战”,战即战争，那么什么是战争呢？
孙子 说战争是“存亡之道”，克劳塞维茨 说战争是“暴力行为”。两者的说法都完全吻合战争的特点，但没指明其本质。究其本质，实为政治的延续。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成集群地大规模互相残杀，它一旦发生，就必然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或是为了利益，或是为了意识形态，更有可能两者皆有之。参战的双方，一定是在常规政治手段解决不了相关的利益纠葛问题，才会采取这种暴力流血的方式来解决。虽然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快捷有效，但是它的负面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就是巨大的破坏性。
为了避免这种破坏性带来的危害，一些军事理论家就提出了“攻心为上”的理念，具体的策略如恐吓、讹诈等。
战争可能发生于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与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是宗教与宗教之间——也只有这些大的人类集群间的利益冲突才具备导致战争发生的条件。
战争的根本原因，往往是战争的目的所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无论是政治之争，或是意识形态之争，核心的目的都脱离不开经济范畴。换言之，这两者的利益必定或直接或间接地囊括了经济利益。
秦孝公认同商鞅的农战理念，无异于认同了用武力的方式将经济价值从其他人手里掠夺过来的意图。对于孝公的想法，我们无意做道德上的批判，在这样的问题上，做道德批判的意义也很寥寥。我们要做的，至多是从中窥出一些未曾披露过的信息。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孝公通过战争最想得到的利益是什么。毋庸置疑，政治意义大，经济价值高的事物当是首选。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政治意义最大的资源莫过于土地。而结合战国时期的生产环境及条件，我们又可知，当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也惟有土地--土地是当时经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有了土地才有农业生产的空间，有了农业生产，就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才能养活人，才能有供养统治阶层的经济富余。
因此说，无论金、银这些贵金属，还是珠宝玉器这些奢侈品，较之经济价值，无一能超过土地。可以说，土地是最佳的战争标的物。甚至说，土地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硬通货。
然而战争这个东西，远不是想想那么简单。能不能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打不打得赢，打完了怎么办，这一系列的内容就成了另一个问题。
战争，作为大型的社会集群活动，绝不可能孤立存在，更不可能突然发生。在战争前的准备工作，是非常复杂且细致的。《孙子兵法》中所言“庙算”正是这种准备工作中的一环，是谓“多算胜少算”.
“庙算”到底指什么呢？单从字面上理解，庙指庙堂，代指朝廷、政府；算指算计，引申为统筹、策划工作。
严格些讲，庙算是指掌控政治资源的人对战争元素进行有计划地处理、配置，以准备进行战争，和对战争进程的控制。
战争的元素主要囊括：人、武器、食物和战场。无论古今中外，任何时间、地点所发生的战争，无一能脱离开这四个元素。
我们可以看到，扣除战场这个元素外，其他三个元素又都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
人，在战争过程中，充当着战斗力；而在生产过程中，又充当着劳动力。若我们以单从经济价值获得的视角去看待，那么战争俨然就成了一种另类的生产。而武器则成了“生产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器的质量就决定了“生产”效率的高低，武器的数量就决定了可以参加“生产”人数的多寡，武器生产的效率就决定了因工具而导致“生产”停滞时间的短长。这简单的经济逻辑充分地展示了经济之于战争到底处在何种地位了。
至于食物，这维持生命的最基本经济元素，就更无须多言了。甚至说战场，也和经济密切相关，这里暂不详解，待到后文合适的场合一并解释。
● 组织是提高效率的捷径
我们一直在着力探讨有关战争的物质因素，那么这是决定战争胜负惟一的因素吗？显然不是。一些非物质因素，也在悄然无息地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典型的如，作战者的战斗意志和欲望，作战群体的人力组织效率，作战群体的配合、协同熟练程度等，都在战争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上有很多在物质因素上有所欠缺，但是由于非物质因素的富足而导致战争最后获胜的战例。例如破釜沉舟[注14] 、背水一战[注15] ,都是所谓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似乎违背了《战争论》告诉我们的道理：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制胜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