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女为悦己者容”的社会体现了男尊女卑，从小脚美改为健康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不平等”特性。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就不平等，其实还是先存了社会已经男女不平等的固定认知，所以才从某一特定现象看出其不平等的性质来。重要的是，修饰身体的特定部位以顺应社会的审美观念（以及其它观念习俗），应当是个人的基本权力。

　　还有一种是，在前两种演化的基础上，将缠足上升到“国体”的高度加以批判。1912年3月13日，孙中山称：缠足“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到了1933年底，一些外国人在张家口一带乡村拍摄妇女缠足照片，当地驻军经北平军分会向上呈报至最高层，认为“缠足恶俗，系我国曾经通令严禁在案。……该外人未经我政府批准，复不明了我整个国情，割取前清时代所遗留之片断恶俗，遽尔作恶意宣传，更属不当。且攸关国体”,故应予严禁。后由蒋介石亲自下令：“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一概不准外人拍照。并呈准国府，交由文官处通令全国各省市政府一体查办。”拍摄缠足一事惊动到这样高的层次，且通令全国，正是因为此呈文说到的“国体”乃是清末以来反缠足者极为关心的问题。

　　我想，当时的社会精英的这些演化和上纲上线，传教士们也许始料未及吧？

　　传教士们是否想过，这样的精神病竟能在千年中传染许多亿人，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吗？从严格的医学角度，也不能断然将缠足与妇女健康衰弱乃至精神病关联起来。事实上，现代的一些研究表明，古代女性比男性长寿。其中，缠足与长寿有显着关系。缠足后，脚趾弯曲在脚底，前脚掌不能着地，走路时主要用脚跟，这样，只要走路就会刺激脚后跟的肾经穴位。而中医认为，人的衰老的主要原因就是肾气虚衰。

　　放足以扫除积弊

　　在以西方为典范的“文明”成为憧憬目标的时代，许多人或者真觉得否定中国的“野蛮”象征的缠足，并不需要什么学理的依据，毕竟，直接照搬他人的看似成功的模式，是短期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一种策略。从历史经验看，后发国家的制度建设，采用模仿方式的效率高于干中学。

　　所以，当缠足被作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被当作病态文化的体现，“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那么，清朝要赶上并超过西方那些“船坚炮利”的“西方强国”,首先应该模仿西方国家，让中国妇女“解放足”.这样才能保障国民身体的强健乃至国力的增加。于是，从官方到精英开始大力开展“放足”运动。

　　1898年8月13日，光绪帝颁发诏书：“令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诱士庶，光绪十五年所生女子至今十岁者，无得裹足”.1902年清廷颁布了劝戒缠足上谕：“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晋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清廷的上谕不仅减少了社会上的阻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转变了部分地方大员的趋向，使之成为不缠足思潮的鼓吹者和不缠足运动的参与者。官方的重视和推行，戒缠足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当时影响较大的《女子世界》就有《痛女子穿耳缠足之害》、《戒缠足诗十首》、《放足歌》等专稿。还出现了专门反对缠足的妇女刊物：《天足女报》、《天足会报》、《天足会年报》等。《天足会报》就宣称：以劝导不缠足与谋利益为宗旨，以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天足会及附设的女学堂为目的。强大的思想舆论不仅是戒缠足思潮深入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又是戒缠足思潮深入发展的结果。到1904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闽与陕甘而已。”

　　辛亥革命之后，把废除缠足列为将来“扫除积弊”的重要工作。1928年5月，南京中央政府批准由内政部颁发禁止男子蓄发辫和妇女缠足的禁令，规定：“未满十五岁之幼女，已缠足者应立即解放，未缠者禁止再缠，劝导期满而仍未解放者，罚其家长一元以上十元以下之罚金，并再限令一个月内解放；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妇女缠足者，应在解放期内一律解放，期满而未解放者，罚其家长或本人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罚金，仍限令两个月内解放；期满而仍未解放者，加倍处罚，并由女检查员强制解放之。”到1944年5月，内政部再次颁布《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其中禁止妇女缠足仍是主要条款。

　　这场由官方主导的持久的禁缠足运动，经过种种意识形态的强化，人们对于小脚的偏好得以改变。缠足，在人们的认知中逐渐由美好变成邪恶，从而缠足习俗日益走向消亡。

　　20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揭示：在国内大部分地区，缠足绝迹了，仅有最后一块土地--云南通海县的六一村，至今生活着300多位缠足的老太太，她们大多经历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有的1946年缠，1954年放；有的1943年缠，1950年放，1951年再缠，直到1958年才解缠。现今70岁的老人差不多到共和国成立前后才放足，称为“解放脚”.小脚在人们的认知中终于逐渐由美变丑，最终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