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谁能肯定如果我不去美国他们就一定会拿到一大笔抚恤金呢？毕竟我并没有看到最后的文件。也许我误会皮特了呢？那么随便怀疑他不是在害人害己？

　　早晨上班时，我红肿着两只眼，灰败的脸色怎么施粉也掩不住憔悴。皮特打趣我：“是不是要出国舍不得男朋友？”

　　我强笑，说：“我还要陪张主任去医院。”匆匆离开。

　　这次我看到了另外一位重伤者，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还没有结婚，但是半边脸被炸伤，面目全非令人不忍细睹。他的母亲对我哭诉：“还有哪家的姑娘肯跟他哟。”我安慰她：“现代医术先进，或许可以整容。”

　　“哪有那么多钱？”那位母亲大约五十多岁，头发斑白，面上有与年龄不符的苍老，不知有多少条皱纹是因为这场事故刚刚添上去的。我想起自己的母亲，在这一刻忽然下了决心，我对老人说：“我们公司或许还会有一笔赔偿金，也许够他去国外整容了。”

　　那个令人生气又羡慕的美国。让他去好了。我不去了。

　　回到公司，我为皮特冲了一杯咖啡，然后连那张揉皱又展平的传真件一同放在了他桌子上。在秘书室，我细细叮嘱新来的小丁：“皮特喝咖啡喜欢加半盅奶，不放糖。而且他比较习惯‘哥伦比亚’和‘摩卡',那些’雀巢‘和’麦斯威尔‘是给国内客人预备的。不要弄错了。”

　　正在絮叨，皮特打内线电话叫我进去。

　　皮特的表情很淡漠，但桌上的传真分明洒着斑斑点点的咖啡渍。他竞这样惊惶，我再无怀疑，皮特在关于伤残补助的数额上一定做过手脚。他拈起那张薄薄的传真，嘴角一丝嘲讽：“我不知道你还有收集垃圾的嗜好。”

　　我深吸一口气，镇定地回答：“当它能带给伤残工人6位数字以上抚恤金时，它就不能叫做垃圾了。” “Never say'no'!（永远不要说’不‘!）”这位绰号“中国通”的老板突然用英语对我咆哮起来：“A goodsecretary should be good at keeping silnce!（一个好的秘书应该懂得保持缄默！）”

　　“也许，”我也用英语回答他，“也许我应该维持沉默直到我去了美国，见到总裁后再设法帮助他们。可是，”我的英语并不十分流利，因为窘迫，我的声音哽咽起来，我望着皮特，诚恳地说，“我不想对您不利。”

　　他一愣，脸色缓和下来，许久，他困惑地，轻轻地问：“Why?”

　　我当然明白他之所指，停了一停，才抬起头，用中文清清楚楚地回答他：“因为，我从来都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