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姐取下了小黑帽，换上了一块俄罗斯方巾，她让我陪着她去纽约附近的一个养老院去看她的父亲，那是一个看得见风景的小岛，虽然环境舒适，条件优越，仍然无人愿意住在那里。我没想到陆小姐的父亲是一位到老都风度翩翩的男人。他年轻时必然是让所有女人都倾心的美男子，我已经在想象他当年的丰采：仪表堂堂，前途无量，毕业于黄埔军校，簇拥在红粉堆中，当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如今却残喘在异国的养老院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主题。而在陆小姐和她父亲之间，谁都难以找到他们外在的相似之处。我从未问起过陆小姐的身世和故事，因此永远无法揣测是怎样乖戾多变的命运和奇特动荡的生活改变了这对外表各异的父女。事实却是：在异乡的孤岛上，在一个畸形女儿和一个白发老人之间，毕竟还存在着一条通道，陆小姐在这条通道上来来往往，使那孤独的暮年和畸形的生命形成的黑暗最终透出世间亲情与人性之光，使那个可怕的、死寂的小岛也因这每周一次的造访变得活泼可爱起来。

　　春天渐渐过去了，生活的阴影慢慢向我们压来，初到异乡的新鲜和好奇也渐渐被“生活”那触手可及的重压所取代，我们搬出了那座童话气质的小楼，被实际的脚步带到一个实际的生存空间，那幢带绿色阳台的小楼渐渐淹入纽约灰色的摩天大楼之下，9平方米的宁静中住着的神秘人物变得微不足道，尘世中的奔忙使我们心灵和双眼的感应越来越狭隘，直到某一天的某一个电话，在电线的另一端，那沙哑的唐老鸭似的嗓音再次感染了我，我想起被生活遗弃的那个童话，那个小矮人，那个裹住她的远离尘嚣的女巫似的氛围。还会发生什么呢？于是，在那个不断下雨的晚上，我和我丈夫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感召，驱车驶过黑暗的街道，载着小女巫，穿过整个华人社区。陆小姐滔滔不绝地向我们宣传关于怎样以华人参政的方式来弘扬民族精神，以及如何提升在美华人的一切地位，这也许算当时我们最不感兴趣的话题，但我和我丈夫仍然饶有兴趣地开车送陆小姐挨家挨户地拉选票，我们欣赏她那饶舌的滔滔话语以及兴致勃勃的劲头，看着她冒雨四处去游说，她那宽大的黑衣服在雨中飘忽不定，像黑夜的精灵，使我们相信，即使这个地区没有奇迹，也会因了她的走来而产生法力。

　　过了几天当陆小姐兴奋地打电话向我们报捷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当然也永远不想知道那位竞选成功的华人参议员董太太到底是什么人。

　　两年以后，我回到了四川，纽约的摩天大楼和唐人街的拥挤小巷都已退到记忆深处。圣诞节的前一天，我收到一封寄自纽约的贺年片，那是一位经常来往的画家裴庄欣寄来的，在一堆恭贺新年的套语之后，他写道：“我好几次又碰见陆小姐，她仍住在那间房子里，她还抱怨你借了她一个锅盖没还。”于是那幢带绿色阳台的小楼，以及里面那间9平方米的小屋，还有陆小姐那大胆的蓝眼圈，夸张的表情，奇怪的嗓音都从记忆深处浮到了眼前。

　　那个大人国里的小矮人，那个有着古道热肠的黑衣女人，仍戴着那顶美丽的小圆帽？是否还在纽约拥挤的地铁站里，在那些完美无缺的男女巨人的腿旁，不屈不挠地高挺着她那畸形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