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特的“华沙之跪”是最着名的“国家道歉”

　　历史时常困扰现实。个人为自己在特定历史时期作出的非正义行为表示道歉，这种道歉意味着什么，该如何去理解它？存不存在更广义的道歉主体？这些不仅关系到人类彼此间、国家与国家间、国家内部因特殊原因造成的创痛如何疗愈的问题，涉及道德、政治等不同层面的反思，同时也是社会文明发展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性的和解如何可能。记者 付小为 蒋哲

　　这样的讨论此前已经在很多国家发生过。澳大利亚长达数十年围绕“被偷走的一代”的争论，最终的结果是澳政府对当年的不当政策，及其影响到的土着居民作出了郑重道歉，是较为新近的一个例子。

被偷走的一代

　　被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s）指的是澳大利亚政府于1869年至1969年年间（部分地方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所实行的“同化政策”所影响的一代人。

　　从白人来到澳大利亚之后，白人和土着人之间就产生了矛盾。根深蒂固的“白人优越论”促使政府实行了诸多针对土着人的歧视性政策。以“要把澳大利亚建成白人社会”为目标，社会上的“白澳”意识与日俱增。1910年，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认定澳大利亚土着人“低贱无知”及“将会消失”, 他们以改善土着儿童生活为由出台了一项“白澳”政策，规定当局可以随意从土着家庭中带走混血土着儿童，把他们集中在保育所等处，接受白人文化教育。因此，10万名澳大利亚土着儿童被强行永久性地带往白人家庭或者政府机构照顾。这种“白化”土着人的残酷方式，致使澳大利亚土着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人们形象地称他们是“被偷走的一代”.

　　这些儿童中，稍大一点的被送到女童和男童收养营；另一些肤色较浅的则被送到白人家中收养。施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强制同化”政策，造成30%左右的土着儿童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从小与亲人和部族分离，在白人的歧视和奴役下生活，造成极大的心理、生理创伤和文化失落感。

　　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出生于哪个家庭，不知道来自于哪个部落，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最痛苦的是对生活目标的不确定性，以至于“被偷走的一代”中吸毒、酗酒、暴力事件比例很高，犯罪率也很高，对澳大利亚的社会安定构成一定威胁。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民族和解委员会主席梅卓伊索普看来，这些被迫与家人分离的土着人现在仍然遭受着这一后果的折磨，他们中90%的人都有心理障碍以及压抑和焦虑症，从而导致他们的自杀率很高，被监禁的比例也很高。这些问题无形中也成为了澳大利亚日后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虽然政府1967年修改了联邦宪法，给土着居民以公民权，并对土着政策进行调整，还于1970年废除了同化政策，但澳大利亚政府一直拒绝承认对土着人的伤害，也不公开道歉。

种族和解方案历经艰难过程

　　“白澳”政策被废除后，将“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运用于本国的具体实践中，以国际主义倾向和平民政党风格而着称的工党，扮演了建设性和开拓性的角色。

　　在此之前，虽然澳大利亚社会无论从价值观念，还是联邦宪法规定上，都对土着居民多有歧视，但作为澳大利亚两大主要政党--工党、自由党及其联盟所推崇的种族歧视政策，对土着人的实际影响更为本质。废除“白澳”政策后，工党一改以往与自由党及其联盟一唱一和的作风，转而力图通过政策的逐步调整来改善土着人的不利地位。

　　1972年，工党领袖戈夫·威特拉姆上任。在威特拉姆3年的任期内，他的多次讲话均谈到了恢复土着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方面失去的自决权力”,以实现澳大利亚各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平等。1975年，一部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破茧而出。这是澳大利亚就人权、土着人权利以及少数种族权利等方面迈出的立法性的关键一步。与此同时，其他旨在减少种族不平等的立法措施也相继出台；一些确保土着人在健康、住房和社会公正等方面得到政府照顾的项目获批；在北领地以及其他各州，土着人医疗中心组建起来；澳大利亚法律援助办公室和土着人立法服务机构也顺利建立并发挥作用。

　　1983年，时任工党领袖的鲍勃·霍克执政。他在继承威特拉姆所奠立的关于种族平等观念的同时明确提出，“我希望政府能够通过一个契约或条约使土着和非土着澳大利亚人达成一个合适的、持久的妥协……对此想法我丝毫未迟疑过……重要的是过程：即我们共同努力朝着能达成妥协的协议去努力。”这也是种族和解方案首次被提出。

　　其实，政治人物推进促成和解还有着一定的社会背景。一方面，“被偷走的一代”长大后，开始了对自己身份的执着追寻和对过去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顽强控诉。他们中，如作曲家Archie于上世纪80年代末组建了一支土着民族歌手的乐队，其专辑 《Charcoal Lane》里的主打歌曲《Took the Children Away（把孩子带走）》倾诉了在贯彻政府的同化政策时，数千名土着民孩子们被迫与他们的父母分离的故事。这张专辑先后赢得了 Aria （澳洲音乐奖项）奖和 Human Rights （人权）奖，这也是 Human Rights 奖首次授予给作曲家。另一方面，随着土着居民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在社会各领域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其诉求理所应当地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不过，由于土地所有权等敏感问题一时难以化解，以一张条约或契约求得种族和解只是一个美好的憧憬，直到霍克任期结束，澳大利亚政府都没能拿出一个将和解付诸实践的方案。

“国家道歉”打破历史僵局

　　进入1992年，工党政府开始对前政府的某些政策作出反思，并把解决土着土地所有权问题列入议事日程。1992年，总理基廷在一次演说中承认了“我们从母亲身边带走了她们的孩子”.他所率领的工党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以及自省悔过的意识，促使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于1993年通过了《土着土地权法》（ The Native Title Act），从法律上承认了土着人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尽管归还的土地数量距离预期还差得很远，但在该法的指导下，一些人已经陆续获得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部分土地。1995年，基廷下令对“被偷走的一代”的真相展开调查。

　　1997年4月，负责真相调查的澳洲人权和平等权利委员会发表了名为《带他们回家》（Bringing them home）的报告，制造“被偷走的一代”的原住民儿童重新安置计划得以披露。委员会同时决定，在1998年5月26日设立“国家道歉日”,举行各种活动，以让对此事有责任的组织道歉。同年首次有国会议员要求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道歉，遗憾的是，后者以“这是上一代政府的错”为理由而拒绝道歉。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