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广州乱相：树上、电线杆上常有非正常死亡的人
每一个“文革”时期曾生活在广州的市民，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发生在1967年8月的广州“吊劳改犯事件”.在我关于该事件的调查还未广泛公开传播以前（直至前年才在互联网传播），年轻人--70后、80后和90后，多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他们的父母亲人也从来不提。如果两代人之间出现历史的空白区，这中间一定有问题。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昨天，怎么会把诚实作为基本的价值观传给下一代？
2005年，我开始着手调查“吊劳改犯事件”.依靠越洋电话和每年陪年迈父母回广州探亲访友的机会，收集了大量的案例资料。调查途径主要有四条：一是利用饭桌。宴席上凡有广州亲朋故友、旧雨新知，我必发问，此事老广州无人不晓，故每问总有所得。农友肖锐成、校友梁校南、战友李展超、学生胡明、老师余柏茂、同事欧麟，等等，前后数百人给我提供了目击见闻；二是拜访历史人物。从2006年开始（最先是在广州文革史研究者叶曙明的帮助下），我陆续访问了广州“文革”两大派的一些主要头头，如黄意坚、莫超海、黄秀琨、李正天、陈家吉、莫竟伟、温仲琪，等等，包括长途驾车前往加拿大访问当年旗派头头武传斌；三是街头访问。每年回国都几乎挤出一两天时间做街头访查（历史学所谓“田野调查”），案发热点如人民路、惠福路、北京路、中山五路、盘福路、文明路、文德路、德政路等地，穿街过巷走访老街坊。虽说在茫茫人海中，搜寻历史线索如大海捞针，还常招白眼，碰一鼻子灰，但多年累积下来，竟也收获颇丰；四是利用互联网追踪线索。我的文章发表在网上，辗转转帖，最多时几天内出现上千的评论，其中包括许多当年目击者的证言，有的使我对事发范围有了新的认识，有的交叉证实了我原先的调查，有的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我还千方百计通过互联网和目击者联系，安排电话访谈。
开头两三年的访查，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案例虽然越查越多，真相却是越查越扑朔，仿佛陷入罗生门，进了迷宫。主要原因是所有向我叙说案情的目击者，讲的几乎都是8月12日天亮以后的现场见闻，没有人能告诉我黎明前的真相，也没有人能告诉我死者的姓名和身份；而每一个当年的头头，不管哪派，都明确表示此事和其本派无关，完全不清楚任何死者的背景。一位当年直接参与善后工作的旗派头头黄意坚，甚至对我说：怀疑8月11日夜间（至12日黎明），广州根本没有发生打、吊劳改犯的事，死尸可能是被人从外地运来的，在天亮前散布广州城的。这也许是当时一个搞乱广州的大阴谋。不然为什么至今谁也不知道任何一个死者身份？也没听说“文革”后有任何死者家属要求平反赔偿？
调查一度陷入胶着，对于我的执着，身边的亲人朋友很多人不能理解：有人怀疑我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商机”?有人批评我不务正业，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有人劝我，这事太敏感，何苦来哉？有人讥我是“卖霉姜的”,破坏和谐……寂寞不可怕，三年调查没有结果，最令人气馁。2007年初我在一篇文章中写下当时的心情：
《孤魂无处话凄凉》和《广州人，请告我真相》写成后，总觉得有一份欠缺，一份遗憾。你把广州文革史上的一大神秘悬案翻了出来，却最多只能提供一些旁观者的目击证言及一些相关的资料，勾勒出该事件的一个大概面貌而已。没有任何当事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具体材料，对真相的揣测必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作为一个身居海外的业余文革研究者，无奈之余，心常戚戚。
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意料不到的突破突然出现在2007年夏天。我因陪高龄的双亲回国。得便利用一切机会访朋问友，抽空走街过巷继续追查事件真相。虽然时间不长，访人有限，十多天里竟然迭有惊人发现：
1、在老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第一个真名实姓的死者--事发当晚被吊在东较场附近的原广州七中62届高中毕业生、精神病患汤永耀。我通过电话对他弟弟进行了采访。
2、在老校友的帮助下，我查到郊区白鹤洞（永红）公社两名在“吊劳改犯事件”期间被打死的两名“四类分子”真名实姓，即东滘村二队“历史反革命”郭灿亨和增滘村“坏分子”李瑞安。
3、街访中，我无意中发现原来在不同访谈中被多次提到的禺山市场旁“陈李济”门口被作为“小偷”吊死的少年无名氏，原来是居住在不远几个街口的德政路186号二楼，人称“肥仔”的街道青年。
4、最为震撼的是我在惠福路采访的一幕--
2007年6月7日日记
走进××巷，正是午膳时间。大热，一些居民把饭端在门口吃。我表示想找老街坊，有居民指一名在对面人行道上吃饭的男人说：“他就是，有什么你问他最清楚。”
此人看上去是五十多不到六十岁（四十年前正是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矮矮壮壮，像个干粗活的人。他就蹲在路旁，无椅无桌，面前地上摆着一盒烧鹅，一手拿筷，一手执酒，脸红脖子粗，正喝到兴头上。“阿叔，请问是不是这里的老街坊？”
“有什么事？”
“你一定记得文革吊劳改犯吧？”
“有，我这条巷口树上就吊了两个。你问这干什么？”
“噢，我只是想找当时失踪的一个亲戚。”
“几大年纪？”
“十，十几岁吧。”
“肯定不是！（这里吊的）都有三十几岁啦。我当时值班，打的是劳改犯嗟。”
“你怎么知道？”“他自己讲的。那时这么乱，打！你不打死他又怎么样？”壮汉顿了一下，马上表白：“不过我没打啊，边个（粤语：谁）打就不知道了……嗟，劳改犯嗟，棍卜（粤语：扑）卜落去，打就打死啦，丢，系劳改犯嗟，打死佢（粤语：他），扯起裤脚，脚仲（粤语：还）绑住一把匕首添（语气助词）……”
此人如果所言属实，就算他没有直接动手，起码也是个在场者了！
他会不会是喝多了，胡言乱语？我移步问旁边也在聆听的街坊。街坊说，他能喝呢，没醉。我再注意他手上的酒还有半瓶以上，面前饭盒的烧鹅也还有多半，应该是才刚开始喝不一会儿。
他继续当街粗声大气，旁若无人大讲当年打杀“劳改犯”如何“正当”,显然酒精也在起作用。我突然觉得脊背上透过一阵寒意……
八年来，本人持续追踪访查“吊劳改犯事件”写下十几篇文章：如《文革十日》、《广州文革悬案追踪系列》、《“吊劳改犯事件”最新重大发现》……
虽然已经勾勒出事件的大致轮廓，在寻查死者身份问题上也有所突破，但距离查清真相的目标其实还很遥远--
如最早案发点，事件持续时间有多长，范围有多大？死者具体是何人？死亡人数多少？施暴者何人？是谣言引起的自发暴民风潮还是有组织的预谋行为？
……
我一个海外游子，晚年不遗余力追查真相，不为控诉，不为报复，完全是出自对在大时代中，被碾成齑粉无辜小人物的人道同情，这同时也是反思和忏悔的结果--为什么父辈追求社会公平，使社会底层翻身解放的革命初衷，会发展出“文革”这样荒诞的结果？所以，我穷余生所做的一切，就是挖掘“为什么”.就是努力排除干扰，把被屏蔽的历史公之于众。亡羊补牢，把这段即将埋没的历史留下来，让下一代人去梳理，去寻找答案，也算是一个老广州人对自己故乡的一种历史救赎吧。
（本文作者是广州人，如今在加拿大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