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半叶，清廷中的洋务派人士在军事和经济领域推行了很多现代化的举措，期待中国“先睡后醒”,求强求富，但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当时的中国，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请您先谈谈中国“睡狮”和“先睡后醒”的情况。

　　姜鸣：我们知道，“睡狮”的提法来源于拿破仑。1793年，英国国王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急欲打开与中国贸易的大门，但他们的要求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绝。1816年，英王再次派阿美士德来华商谈贸易。他抵达天津口外时，嘉庆皇帝告诉地方官员，“如要求开通商口岸，严辞驳斥，筵宴遣回，不使其入京。”后来他又因跪拜礼仪而与中方纠缠许久，不被待见的阿美士德只好怏怏地踏上归途。

　　阿美士德在回国途中经过圣赫勒拿岛，拜访了在滑铁卢惨败后被监禁在那里的拿破仑。他讲述了自己在华的经历，认为只有战争，才能使中国明白打开国门对双方都有好处的道理。拿破仑评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他说：“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拿破仑指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七十年后，1887年，刚从驻英公使任上卸职，回国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曾纪泽，在香港《德臣西字报》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表明中国奋发图强和谋求国家和平的正义立场，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曾纪泽同样使用了睡觉的概念。他说国与人无异，人有幼年壮年老年，亦有一息待尽。欧洲人认为中国衰微终至败亡，其实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国，始知己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略己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尚须庚申圆明园之火焦及眉毛，俄国之僭伊犁，法国之吞东京（越南），始知欧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势极形危险”.

　　曾纪泽指出，1860年后，李鸿章整顿中国军务，日有起色。今如他国再有战事，中国终不至有庚申之祸。他认为：“中国能顺受其颠沛，而从中渐复其元气，如帆舟之航海，将狂风所损坏之物，悉从船面抛去，修整桅舵，以将杀之风，作为善风，乘之稳渡。”这样的国家，不可称之为将亡之国。

　　曾纪泽兼任帮办海军事务大臣。他出使英国时，主持订购了“致远”、“靖远”号巡洋舰。他对于中国新式海军的振兴寄予很大的期望。曾纪泽死于1890年，他没有想到，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会全军覆没，中国这头睡狮尚未真正苏醒。

　　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在甲午之前，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相继失去，清政府也都不了了之，怎么对朝鲜如此看重呢？

　　姜鸣：这是因为历史上，朝鲜一直同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因为朝鲜紧挨着满清兴起的满洲地区。清政府别的藩属国都可以放弃，但就是朝鲜不能退让。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朝鲜半岛将成为列强争夺的是非之地。当时在朝鲜角逐的，主要是五股力量：一是欲夺取朝鲜为领地的日本，二是想在远东拓展的沙俄，三是力阻俄国势力南下的英国，四是主张“门户开放”的美国，五是力保朝鲜藩属地位和东北地区稳定的中国。李鸿章主张朝鲜对各国均等开放以形成平衡，同时也做了军力上的准备。从北洋水师到北洋海军，其主要军事行动，都和朝鲜的局势有关联。为了应对朝鲜的内乱和日本势力的渗透，1882、1884、1894年，中国曾经三次出兵干预，前两次都恢复了朝鲜的秩序，第三次却失败了。

　　日本自己也曾面临列强的威胁，为什么对东亚近邻却有如此的侵略性？

　　姜鸣：当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入侵、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时，隔海相望的日本也遇到相同的挑战，两国对于西方的回应几乎是同步的。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日本把效法西方、“脱亚入欧”、政治改革列为国策，通过明治维新，消除藩封割据，完成了中央集权和君主立宪政体。又把海外扩张，以朝鲜为跳板，踏上中国大陆，继而征服世界作为其发展的具体步骤。

　　幕末时期，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提出“得失互偿”的攘夷保国之策，主张在与欧美和好的同时，将失之于欧美者，取之于邻国。吉田的这种主张，通过他主办的“松下村塾”,影响他的弟子。而明治维新的许多重要政治家，如伊藤博文、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井上馨，都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最高国策。

　　日本方面，吞并朝鲜的战略应该是很清晰的，这与清政府对比很强烈吧？

　　姜鸣：日本很早就在作战争准备。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善于抓住机遇对外扩张，实现其国家战略，是日本的特点。

　　从地缘政治上讲，日本要向外发展，无论北上亚洲大陆，还是南下海洋，都要解决朝鲜问题、琉球问题和台湾问题。有鉴于此，1869年新成立的外务省，主要为解决朝鲜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并获准通过了“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1871年9月13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在天津签订《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并于1873年4月30日在天津交换了批准书。通过签订这个条约，日本第一次获得了在亚太地区与中国的平等地位，并为打开与朝鲜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这时，日本国内“征韩论”盛行，并于1873年达到高潮。当时主持日本政府的西乡隆盛，就是一个坚定的征韩派。1876年2月，日本强迫与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大门，迈出了登上大陆的第一步。同时也否定了清朝与朝鲜的藩属关系，开始打破了东亚“华夷秩序”.1882年又借口“壬午兵变”,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取得了向朝鲜的驻兵权，并第一次向亚洲大陆扩张军事力量。“甲申政变”失败后，日本又与中国于1885年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获得了将来出兵朝鲜的依据。

　　在“征韩论”盛行之时，日本的“征台论”也兴盛起来，并且是与吞并琉球的战略相关联的。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土着杀害琉球船民事件，派兵入侵台湾岛，同时在北京与清政府交涉。中日签订《北京专条》，中国政府支付五十万两白银，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兵，并将琉球船民称为“日本国属民”.侵台之役是明治政府成立后首次针对中国的用兵，它不但践踏了中日《修好条规》，更为日本吞并琉球创造了条件。1875年，日本决定废止琉球向中国的朝贡关系。1879年又决定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琉球国覆亡。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