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即使在欧洲，咖啡馆也还是清一色男人的天下。当时的一位维也纳心理学家，把女人分为“正派”和“可疑”两大类，“可疑”是指那些女演员、艺术家，拥有反叛思想、在外面抛头露面的女学生，我行我素的职业女性，当“正派”的女人一如既往地待在私人沙龙或者厨房里的时候，“可疑”的女人们已经闯入男人的领地开始瓜分他们的咖啡桌子。到了二十世纪末，泡咖啡馆的主流女性依旧是这些人，只不过人们不再视他们为“可疑”,而称她们前卫和独立。

　　这是十几年前，我在一本台湾版的《咖啡地图》中看到的。这本书的作者是从内地去奥地利定居的摄影师兼自由记者张耀，里面是他对60家欧洲最精彩的咖啡馆寻踪，那句着名的“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就是经由他的书传递给中国的咖啡疯子们的。送我书的是当时住在台湾的大学好友海燕，她在扉页上写着：送给我认识的唯一的“咖啡疯子”

　　那个时候我还算不上咖啡疯子，不过就是在家每天喝咖啡，出门爱泡咖啡馆而已，我的自我评价是介“可疑”和“正派”之间，沾点前卫和独立，因此把进厨房和泡咖啡馆看得同等重要，也因此，我家的厨房里时常飘着咖啡的香气，我人坐在咖啡馆虚幻的时候，头发上备不住有家中饭菜的味道。

　　如今，我“可疑”的比例明显小于了“正派”,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咖啡瘾君子。我每天至少要喝六杯左右的咖啡，除了上午喝下午喝，还时常在夜半三更来上一杯，而且只喝不加奶和糖的黑咖啡，最爱Espresso浓缩咖啡。

　　回想起来，真正意识到自己中了咖啡的毒，应该是在十年前的一个冬天。那天喝过早起的第一杯咖啡出门办事，午饭过后，满脑子盘旋着一杯热咖啡，于是决定去客户公司前先来上一杯。急匆匆喜滋滋地奔到一家商场一层的拐角，发现那里成了空场，熟悉的咖啡桌椅全都不见了，心一沉，赶忙抓住保安询问，说搬走了，搬到哪里以及附近有没有别的咖啡馆，全然不知。冲出商场问了一连串的行人，又跑到十字路口的中间询问交警，他说应该是搬到一里地外新开张的那家商场了。我撒腿又跑，十分钟后冲进商场，迎头看到一张告示，说咖啡馆正在装修，十五天后开张敬请期待。我呆立了半晌，空洞的脑子里居然浮现出不远处的一家宾馆，于是没头再跑，过了马路进入宾馆大堂，终于落座，怀着满心的喜悦，等待那杯咖啡。数分钟后，服务员空着手走过来，低声告诉我说，非常抱歉咖啡机突然出现障碍，在维修师傅到来之前暂时做不了咖啡，是否改选别的饮料。我带着哭腔问，你们只有一台咖啡机吗？你们就真的一杯也做不了吗？

　　记得那天我走出宾馆大门时，站在寒风中的路口满脸是泪，斑马线一眼望不到头，渴望咖啡的胃里装满了伤心、失望和委屈，一句歌词不知从哪儿飘了出来：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

　　即便中毒如此之深，我依然不认为自己称得上咖啡疯子，至多是个疯喝咖啡的人。真正的咖啡疯子，除了爱咖啡，打算一生一世跟咖啡纠缠不休之外，还要懂咖啡，就是说，要有相当的技术含量。

　　说起来我崇拜的咖啡疯子有二个，一个是开“红咖啡”的小两口老赵和泡泡文，我一直把他们两人当成年轻一代北京孩子的骄傲。泡泡文说，我的手粗糙得自己都不愿意看，白天从来不敢抹擦手油，因为我不想让咖啡杯上有咖啡之外的味道。最近他们又新开了一个叫“意伽多”的咖啡馆，制作纯粹的手冲咖啡，他们说，我们永远记得开店的初衷，简单、纯粹。他们的店里没有wifi,因为他们希望这里只有咖啡香，还有用语言交流的声音。

　　另一个是“手工咖啡芦田家”的中岛英南先生，他自己烘焙的咖啡豆，曾经让我一口喝出了眼泪，连续喝了两杯之后，我发微信给送咖啡的好友徐祁：你给我的是咖啡还是毒品？它们给了我那么奇妙的感受，仿佛在堕入深渊的那一刻，又还魂回来。喝咖啡像恋爱一样，得撞上那个味道，谢谢你的赠予，否则此生我将与它们错过。

　　徐祁说，中岛的妻子把我的话转达给咖啡疯子丈夫之后，他抱着妻子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