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日本侵占东北后，太太生了个儿子，他取名“仁轨”.因为中国第一个在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是唐朝的刘仁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消息传到重庆，那天晚上他欣喜若狂，从家里拎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还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他见人就拥抱，就亲吻，又蹦又跳。见到熟人，就上去砸一拳。他又一路大叫着跑到参政会，实在叫不动了，才回去睡觉，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还不知醒来。

　　他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经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蒋问他：“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1945年6月，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对宋子文的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

　　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

　　傅斯年固守民族大义，极重文人气节。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当了北大代校长，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理由是当年抗战爆发后，学校要求能走的教授都走，发给路费，你不走可以，但在敌伪办的北京大学当教授，就是伪教授。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他给夫人俞大彩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难解除，把“天下”扫平，为胡适回校铺好道路。任职伪北大的周作人要求回校任教，傅斯年严词拒绝。有些在伪北大任过职的职员要求回校，甚至以死相威胁，他都不为所动。

　　傅斯年为人豪爽，心直口快，又风趣幽默。罗家伦说他像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一次在参政会上，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便用粗话辱骂傅斯年。傅斯年对孔庚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便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吧。”罗家伦笑话他说：“你这么一个胖子，怎么能跟人打架。”他说：“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傅斯年充满爱心，乐善好施。1950年12月19日，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傅斯年还在赶稿。妻子俞大彩催他早点休息。他搁下笔说：“我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办的《大陆杂志》赶文章呢，想等钱到手后，请你尽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想到丈夫的腿一向怕冷，西装裤又太薄不足以御寒，俞大彩这才不再劝丈夫休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傅斯年穿着单薄的西服，列席台湾“参议会”第五次会议，答复关于台湾大学的有关问题。他在台上高声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对有才能有智力的穷学生，绝对要扶植他们。”讲完后走下台来，突然倒在地上，猝然而逝。他逝世后当他的弟子和好友前来悼念时，俞大彩含泪向他们说了这件事：“那晚他熬夜，若不是他说要换稿费买棉裤，我也不会任他辛劳。”

　　一旁的董作宾掏出一个装钱的信封，塞到俞大彩手中说：“这就是那笔稿费，先生嘱托我交给你的。先生跟我讲了，自从你嫁了他，没过上舒心的日子，这篇文章的稿费，是要留给你贴补家用的。做棉裤之说，只是先生的托词。”

　　这时，一个学生站起来，也拿出一沓钱说：“不，这才是先生最后的稿费。”原来，这是个贫困生，交不起学费，傅斯年就资助了他一笔钱，学生不肯收，傅斯年说：“这是我刚收到的稿费，还不知道怎么花呢。”

　　这件事，傅斯年撒了两个善意的谎，前一个谎，安慰了妻子；后一个谎，让学生心安，充分显示了心灵之美好，人品之高贵。到了生命的最后，他惦念的仍是亲人和学生。他虽然晚年生活清贫，但君子固穷，也不乏仁慈，他对周围人的爱依然是那么丰盈。

　　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这是对至情至性傅斯年的最好诠释。据《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