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中国作协四大召开，这一年也是作协的换届年。 12月20日，一直难产的作协书记处成员名单、主席团成员名单终于出台，上报中央书记处。

　　当天上午，张光年（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王蒙、唐达成（时任《文艺报》副主编）一起前往中南海勤政殿，参加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

　　讨论作协四大会议报告时，张光年提出，稿子里没有提反对“精神污染”,但两处提到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各方意见不一，如果要修改，请中央定夺。经过简短的讨论，胡耀邦拍板决定：“两个都不提，但也不要去批。 ”

　　对于中宣部提出的作协领导班子候选名单，胡耀邦明确表示：这名单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既然协会是群众团体性质的，那就交给会员们去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好了。

　　12月29日上午9时，作协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开幕。胡耀邦、习仲勋、万里、胡启立、乔石、谷牧等中央领导出席了会议。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向大会致祝词。胡启立指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的党、政府和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

　　这个祝词，与1979年邓小平在文艺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一脉相承。邓小平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

　　当年的青年作家李杭育，参加了这次大会。他表示这是他参加过的唯一一次“海选”.

　　1985年1月3日，理事会选举。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作协党组在原有的人事名单基础上再行增补，并撤换了一些原有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投票的结果，巴金得票第一，张光年第二，王蒙得票第三。三位原作协副主席贺敬之、刘白羽、欧阳山落选，丁玲以三票之多险胜。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布了得票结果。

　　新一届理事会中，新人占58%,55岁以下的人占38%.主席团中，60岁以下的人占40%,最年轻的只有32岁。

　　根据选举结果，巴金当选为作协主席，王蒙任常务副主席。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个常被外界忽略的亮点，那就是对《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的修订。新的章程中，“总则”的第一条为：“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群众性的专业团体。 ”

　　而1953年第二次作协会员代表大会上通过的 《中国作家协会章程》则为：“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新旧措词之间，从”革命化“到”专业化“,向文学回归的姿态油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