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还处于草创时期，却突然碰上一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信誉危机。
危机是由一名广东籍奇女子引发的——她叫张竹君，广州人，女医师，因从小接触西学，思想非常西化，经常“头戴礼帽，一身男式西装，乘坐无顶小轿，或滑竿，穿街过市”;也多次在“演说会”上发表抨击“封建礼教”的讲演，有“女界梁启超”之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南北交战。战争是残酷的，每天都会制造伤亡。当时在上海开办医院与女校的张竹君，便发起成立一个“中国赤十字会”,宣布“本人道主义，救护因战受伤之人，不论何方面人，视同一体”的宗旨，赴前线救援伤员。
在“中国赤十字会”成立之前，中国其实已经有一个“大清红十字会”,那是由原来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组而成的官立红会，盛宣怀曾担任过会长。武昌起义发生后，“大清红十字会”因为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难以中立；又因为官僚体制的僵化，运转不灵。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上海绅商沈敦和，非常不满红十字组织的官方化，干脆自立门户，再造“万国理事会”,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并派出三支救护医疗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在汉口等战地成立野战医院，“救人宗旨不分革命军、官军”.
就这样，在1911年10月的大上海，出现了两个红十字组织，一是新派女性张竹君发起的“中国赤十字会”,一是上海绅商沈敦和领衔的“中国红十字会”.遥远的北京城内，还有一个近乎瘫痪的“大清红十字会”.
就在这个时候，张竹君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张竹君致沈仲礼书》（仲礼为沈敦和之字），对沈敦和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发起凌厉攻击。公开信说：“公（指沈敦和）之罪尚可数乎？日俄一役，公异想天开，以万国红十字会搜刮资财；未几而万国红十字会变为大清红十字会；及川鄂事起……公又将大清红十字会变为绅办红十字会。始之变也，殆欲掩外人之资也；继之变也，又欲掩全国官民之资。”指责沈敦和一再改组红十字会，无非是为了掩饰私吞善款的贪赃行为。
张氏公开信又说，沈敦和组织万国红十字会时，广东方面“汇至公处者二万金，他国他省可以类推，而公未尝有一次报告”;“公倘尚恤人言，则请将八年来收支之数报告，否则当以吾粤所捐二万金还诸吾粤”.要求沈敦和公开红十字会的财务开支，自证清白，否则，她张竹君将代表粤人讨回当初捐给万国红十字会的“二万金”.
张竹君的这封公开信，对沈敦和个人的声誉和红十字会的公信来说，杀伤力都是非常大的。沈敦和将如何自证清白呢？
沈敦和选择在《申报》发表回应张竹君质疑的公开信《沈仲礼驳张竹君女士书》，公开信中，沈敦和首先说明了他与同仁缔造红十字会的艰辛历程：1904年，因看到日俄战争导致出现大量伤员，沈敦和等绅商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派员进入东北战地救济和运送难民。日俄战争结束，清政府将万国红十字会改组为大清红十字会，强化了官方控制。但这是沈敦和一直反对的。沈氏认为，“中国之有红十字会，于今八年，国家承认，全球承认，而始终不离乎绅办，本无所掩，更何所谓变乎？”张竹君指责沈敦和“善变”、“窃慈善二字欺世盗名”,应该说是不合事实的。
沈敦和又解释说，自红十字会成立以来，他本人一直没有经手任何公款，“鄙人办理慈善事业，虽募款三百余万，未尝经理银钱，红十字会财政历由会计总董施子英观察主持，逐年账目俱在”;“总董文案及管理银钱者兼为查账董事，账目至少一个月查一次”.之所以最后结算的账目未造册公告，是因为红十字会投资的公益项目目前刚刚完工，“施观察正在赶造报销，以副中外捐户乐观厥成之意。造竣后自当刊册宣布，女士拭目俟之可矣”.
沈敦和一一回应张竹君的诘难，没有回避即使是最尖刻的质问。从当时的社会反馈来看，沈敦和的“危机公关”是成功的，张竹君咄咄逼人的发难，并未让红十字会的信誉受损，公众对红会的支持未见减退。张竹君似乎也无心恋战，放了一炮之后便偃旗息鼓了，连她组织的“赤十字会”也很快解散。
很奇怪张竹君为什么要突然向沈敦和开炮，沈敦和以为是出于私怨--8年前，张竹君曾要求万国红十字会派她赴东北救护伤员，但沈敦和最终没有派给她任务，让她一直耿耿于怀。但沈敦和大概低估张竹君，这位“女界梁启超”怎么可能如此小肚鸡肠。张竹君其实另有大图--在开往武汉的“中国赤十字会”救护团中，有4名并无医护执照并使用化名的“男女医生”,分别是黄兴、宋教仁、陈果夫、徐宗汉。原来张竹君炮打沈敦和的“中国红十字会”,意在树立“中国赤十字会”的主导权，掩护革命党人进入战地。
沈敦和以及他组建的“中国红十字会”在张竹君别有用心的突袭之下，之所以能够保全信誉，主要应得益于两个因素：
一是沈敦和本人的信用。沈氏出身于绅商之家，家境殷实，他本身也受过欧美优良的教育，归国后为洋务派大员所赏识，协助办理洋务，并主持社会公益事业，在上海绅商中威望很高。以他的身份、财富、声望、地位，完全没有必要借红会之名捞钱。他在国家危难之际，组建红十字会，是传统士绅精神的体现。晚清时期的东南社会，活跃着一个富有公共关怀又有号召力的士绅--绅商群体，当时的人们对此并不陌生。所以，当沈敦和说：“鄙人之于红十字会，薪水夫马丝毫无所取，本非图利而来。”公众是相信的。
二是红十字会本身已初步建成一套值得信赖的制度。晚清、民国时期的慈善组织都有一个惯例，即定期在《申报》、《大公报》等报章上刊登鸣谢广告，将每一笔捐款的数额一一列出，以示感谢，同时也接受社会监督，这种广告叫做“征信录”.有些慈善组织也会自己编印“征信录”,将一个结算期内的各项收支明细，罗列在册，分送社会各界。沈敦和主持的红十字会，也一直按照惯例刊登、编印“征信录”.今天在旧书摊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中国早期红十字会的“征信录”,学者谢泳先生便淘得一册编印于1928年的《中国红十字会时役医院征信录》。
沈敦和曾参与组建的华洋义赈会，其财务制度尤其周密：每一年，总会的事务所司库都会将本年度总会和各分会资产、收支、负债、积存、赈款用途等情况，一一造册列明，向执委会报告，执委会则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年度收支状况进行核查，审查无误后，汇总编入总会账目，并编印成《华洋义赈会年度赈务报告书》（即“征信录”），以中英文公之于众。
士绅的精神，周密的制度，这是近代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得以大放异彩的两大因素。
据《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