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一般定论他是“卖国贼”,但也有人说他不容易，清王朝割地赔款的责任不能全赖在他身上。这些历史疑问且不去辩论，有一点确定无疑：他是晚清最重要的大臣，尤其在与洋人打交道、办洋务方面，是不二人选。他做得不一定全对，但他这个人很重要。
曾国藩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形象，比李鸿章清廉、高大、谦和，更对得起士大夫的名称。然而，欧美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曾国藩寒酸，衣着不得体，说话也不得要领，装腔作势、捉摸不透，而李鸿章有贵族风范，个子高大，声音洪亮，谈吐得体，衣着光鲜，洋人更乐意跟他打交道。
李中堂真的如欧美人所言，是贵族吗？不是的，他的家族其实寒酸得很，看看他的家书就知道了。李鸿章成为朝廷重臣之后，在写给弟弟李鹤章的信里曾提到早年家境的不堪和贫寒：“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几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惟有支吾以对。”
老李的爷爷李殿华是个没有任何野心的农家子弟，曾经想通过考试改变命运，栽了两次跟头后，心灰意冷，待在乡下守着那几十亩薄田和一座三进瓦屋过日子。家里人口多，田又少，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和财产性收入，李家穷得举债过日子。一到年终，前来索要债务、催着还钱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李爷爷也没办法，只好支支吾吾应对：“行，过一段时间还，请再等等……”
实在躲不过了，李爷爷就拆东墙补西墙，借新债还旧债。李鸿章在家书里写道：“支吾终非久长计，即向亲友商借，亦渐为亲友所厌。”
在这无穷无尽、前仆后继的新旧债务中，李家的前途在哪里？人生在最关键的瓶颈时期，总得有个导师指点迷津。李家的导师就是姻亲、李鸿章称为“太伯父”的周菊初。周菊初的家境颇丰，常常接济李殿华，也不计较李家还不还债。李鸿章就在家书里感激地写道：“其时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积蓄，时为周济。”周菊初不仅从物资上提供帮助，还指点迷津，“并劝祖父以勤俭，并亟命儿孙就学”.
考场写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周菊初的指点对李家的发达起了指导性的作用，李鸿章在信中承认了周老的功劳：“吾祖父从其言，得有今日。”“非有周老太伯，焉克至此？”
李家四兄弟用功读书，很快见成效，开始有人中秀才了--他就是李鸿章的老爸、家里的老四李文安。接着，李文安又不断给这个穷困大家庭以惊喜：中了秀才后中举人，最后还中了进士。身份的改变让李家的地位在当地一下子拔高，“遂为庐郡望族”,成了庐郡的一大望族，所谓庐郡，就是现在的合肥。通过读书成为望族，这在当时是一条社会公认的上升通道，给了陶澍、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这一拨人一条上进的途径，通过科举出来的人才也能担当近代社会大变革的大任，他们学的八股时文其实还是有能量的。
李家发展的步伐在李文安的时候快了起来，但没有想到李鸿章这小子更快。李文安35岁中举人，39岁中进士，速度算快的了。而李鸿章18岁成秀才，21岁中举人，24岁就中进士，令这个家族加速度前进。
这些家族辉煌史就没有必要重复了，重点是科举这条人生上升通道，有没有一点创造性的东西呢？恰好记者手上有李鸿章当年参加秀才考试的试题，有趣得很，居然考的是一则爱情神话，要考生对这则美妙故事发表看法，也可以自由发挥改写情节。
作文题目是《天台仙子送刘晨阮肇还乡赋》，刘晨和阮肇是汉明帝时的两个农民，外出碰上仙女，一起生活了好几年。后来思乡欲归，两位仙女妻子送他们回去，结果回到家乡，却发现物是人非，人间已过几百年。考生李鸿章是怎么写的呢？
感情丰富的李鸿章极力描绘了相爱中男女的情状，这里不好展开全文，且摘一二以飨读者：“我见犹怜。携手而偕来洞口，相窥以笑，牵裙裾而同到仙家”,这是男女初见面时的相爱相怜，爱情充满神秘和温馨；“遇真奇遇，亏他前世能修。享此清福，可赋白头，共结丝罗，自必是天长地久，同偕琴瑟，应不致云散风流”,这是凡人与仙女在仙境结为连理的恩爱写照；“不无花草，枉自芬芳；仅有烟霞，为谁点缀？早知今日难逢，反恨当年轻别。”刘晨和阮肇这两个傻小子回乡探亲一趟回来，发现已找不到来时的路，仙女去无踪，旧日恩爱已云散，只剩下花草和烟霞，今日不能再相逢，只恨当年轻易离别，何等惆怅。
李鸿章满纸写的都是卿卿我我，恩恩爱爱，尽是缠绵悱恻，在封建时代，这合适吗？合适！这是安徽学政说的，马上录取为第一。这里不想说所谓的励志发愤，而是感叹当年的科举考试也不是那么没人情味。李家四兄弟到李鸿章这一辈，苦读出来的不是应试机器，而是有情有趣、有创造性的中华读书人。
回报恩人建家族慈善业
我们还是回到家书上来。李鸿章回忆当年家道艰辛的同时，也以满怀感恩的心情讲到姻亲周家的现状，“今周姻太伯之后，亦如吾祖之穷困，亟应筹款救济，以报昔日之功。”如今李家大恩人的后人也穷困潦倒，李鸿章决定实施救济，他写这封家书就是号召弟兄们回报当年的大恩人。李鸿章说到做到，自己先给周家寄去五十两银子，年底打算再寄去一百两银子。他还催促弟弟李鹤章，你如今经济状况也不错，“当可分任其劳”.
李鸿章在这个基础上又做进一步发挥，希望李家兄弟筹集十万银两，学习宋朝的范仲淹，“仿范文正之例”,办一个义庄，救济家族里的穷人。这个理想，不知李鸿章有没有做到，但可以看出中国古典式的一种感恩模式，或者说慈善模式，自己经济富裕了，就开始接济家族和地方，从春秋时期的叔向到宋朝的范仲淹，都走的是这条道路。地方出去的高官贤达，都喜欢在家乡买田置产，表面上是用来收租的，其实他们多数分文不收，完全用来接济地方。
这种中国古典式乡情感恩，或许是我们的读书种子得以绵延不绝的一个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