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理查蒙德街的一头是不通的，除了基督兄弟学校的学童们放学回家那段时间外，平时很寂静。在街尽头有一幢无人住的两层楼房，跟一块方地上的其他房子隔开着。街上那些有人住的房屋则沉着不动声色的褐色的脸，互相凝视。

　　我们从前的房客，一个教士，死在这屋子的后客厅里。由于长期关闭，所有的房间散发出一股霉味。厨房后面的废物间里，满地都是乱七八糟的废纸。我在其中翻到几本书页卷起而潮湿的平装书：沃尔特·司各特所作的《修道院长》，还有《虔诚的圣餐者》和《维道克回忆录》。我最喜欢末一本，因为那些书页是黄的。屋子后面有个荒芜的花园，中间一株苹果树，四周零零落落地有几株灌木；在一株灌木下面我发现死去的房客的一个生锈的自行车打气筒。教士是个心肠很好的人，他在遗嘱中把全部存款捐给了各种慈善机构，又把家具赠给了他的妹妹。

　　到了日短夜长的冬天，晚饭还没吃饭，夜幕就降落了。当我们在街上玩耍时，一幢幢房屋变得阴森森的。头上的夜空是一片变幻的紫罗兰色，同街灯的微光遥遥相映。寒气刺人，我们不停地玩着，直到浑身暖和。我们的喊叫声在僻静的街心回响。我们窜到屋子后面黑暗、泥泞的巷子里，玩粗暴的野孩子玩的夹道鞭打游戏；又跑到一家家幽暗阴湿的花园后门口，那里一个个灰坑发出难闻的气味。然后再到黑黝黝的满是马粪味的马厩去。马夫在那里梳马，或用扣着的马具，摇出铿锵的声音。当我们折回街道时，灯光已经从一家家厨房的窗子里透出来，把这一带照亮了。这时，假如我叔叔正拐过街角，我们便藏在暗处，直到他安抵家中。如果曼根的姐姐在门口石阶上呼唤弟弟回家吃茶点，我们就在暗中看着她对街道东张西望。我们等着看她呆住不走呢，还是进屋去。要是她一直不进去，我们就从暗处走出来，没奈何地走到曼根家台阶。她在等我们，灯光从半掩的门里射出来，映现出她的身影。她弟弟在顺从她以前，总要先嘲弄她一番，我则靠着栏杆望着她。她一移动身子，衣服便摇摆起来，柔软的辫子左右摆动。

　　每天早晨，我躺在前客厅的地板上，望着她家的门，百叶窗拉下来，只留一英寸不到的缝隙，那样别人看不见我了。她一出门走到台阶上，我的心就怦怦跳。我冲到过道里，抓起书就奔跑，跟在她后面。我紧紧盯住她穿着棕色衣服的身影，走到分路的地方，我便加快步子赶过她，每天早晨都是如此。除了随便招呼一下之外，我从未同她讲过话。可是，她的名字总是使我愚蠢地情绪激动。

　　她的形象甚至在最不适宜于有浪漫的想象的场合也陪伴着我，每逢周末傍晚，我都得跟姑姑上街买东西，替她拎一些包儿，我们穿行在五光十色的大街上，被醉鬼和讨价还价的婆娘们挤来挤去，周围一片喧嚣：劳工们的诅咒、站在一桶桶猪颊肉旁守望的伙计的尖声叫嚷，街头卖唱的用浓重的鼻音哼着的关于奥唐纳万·罗沙的《大伙儿都来》，或一支关于爱尔兰动乱的歌谣。在我看来，这些噪声汇合成一片熙熙攘攘的众生相。我仿佛感到自己正端着圣餐杯，在一群对头中间穿过。有时，在莫名其妙地做祷告或唱赞美诗时，她的名字几乎从我嘴里脱口而出，我时常热泪盈眶（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有时，一股沸腾的激情从心底涌起，流入胸中。我很少想到前途。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会不会同她说话，要是说了，怎么向她倾诉我迷茫的爱慕。这时，我的身子好似一架竖琴，她的音容笑貌宛如拨弄琴弦的纤指。

　　有一天，薄暮时分，我踅到教士在里面死去的后客厅内。那是一个漆黑的雨夜，屋子里一片沉寂。透过破碎的玻璃窗，我听到雨密密麻麻地泻在土地上，像针似的细雨在湿透了的泥地上不断跳跃。远处，有一盏街灯的光或是哪一家窗口透出来的光在下面闪烁。我庆幸自己不能看清一切。我的全部感官似乎想隐蔽起来，我觉得自己快要失去知觉了，于是把双手紧紧地合在一起，以致手颤抖了，同时喃喃自语：“啊，爱！啊，爱！”

　　她终于跟我说话了。她一开口，我就慌乱不堪，呆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她问我去不去阿拉比，我记不起怎么回答的。她说那儿的集市一定丰富多彩，她很想去呐。

　　“为啥不去呢？”我问。

　　她不断转动着手腕上的银镯子说，她不能去，因为这一星期女修道院里要做静修。那时，她弟弟正在和两个男孩抢帽子。我独自站在栏杆旁。她手中握着一支熏衣草，低下头，凑近我。门对面，街灯的光照着她白嫩的脖子的曲线，照亮了披垂的头发，也照亮了搁在栏杆上的手。她从容地站着，灯光使她衣服的一边清晰可见，显出裙子的白色镶边。

　　“你真该去看看。”她说。

　　“要是我去的话，”我说，“一定给你捎点什么的。”

　　从那一晚起，数不清的愚蠢的怪念头充塞在我白天的幻想和夜半的梦中！但愿出发之前那段乏味的日子一下子过去。学校里的功课使我烦躁。每当夜晚在寝室里或白天在教室中读书时，她的形象便闪现在啃不进的书页之间。Araby（阿拉比）的音节在静谧中向我召唤，我的心灵沉溺在寂静中，四周弥漫着迷人的东方气氛。我要求让星期六晚上到阿拉比的集市去。我姑姑听了吃一惊，疑心跟共济会有什么勾搭。在课堂里，我很少回答得出问题。我瞧着老师的脸从和蔼变得严峻。他说，希望你不要变得懒惰。我成天神思恍惚。生活中的正经事使我厌烦，它们使我的愿望不能尽快实现，所以在我看来，都像小孩子的游戏，单调乏味的小孩子游戏。

　　星期六早晨，我对叔叔说晚上我要到集市去。他正在前厅的衣帽架边手忙脚乱地找帽刷子，漫不经心地说：

　　“行，孩子，我知道了。”

　　他呆在过道里，我就没法去前客厅，躺在窗边了。我悻悻地走出家门，到学校去。空气透骨地阴冷，我心里一阵阵忐忑不安。

　　我回家吃饭，叔叔还没回来。时光还早呢。我坐着望了一会儿钟，滴答滴答的钟声使我心烦意乱起来，便走出房间，登上楼梯，走到楼上。那些宽敞的空房间，寒冷而阴沉，却使我无拘无束。我唱起歌来，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透过正面的玻璃窗，我看见伙伴们在街上玩。他们的喊声隐隐约约传到我耳边。我把前额贴住冰冷的玻璃窗，望着她住的那幢昏暗的屋子。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还站在那儿，什么都没看见，只在幻想中看见她那穿着棕色衣服的身影，街灯的光朦胧地照亮呈曲线的脖子、搁在栏杆上的手以及裙子下的镶边。

　　我再下楼时，看见当铺老板的遗孀莫塞太太坐在火炉边。这个长舌妇，为了某种虔诚的目的收集用过的邮票。我陪着吃茶点，得耐着性子听她嚼舌。开晚饭的时间早已过了一小时，叔叔还没回来。莫塞太太站起身来说：对不起，不能久等，八点过了，她不愿在外面呆得太晚，夜里的风她受不了。她走后，我在屋里踱来踱去，紧攥着拳头。姑姑说：

　　“兴许今晚去不成了，改天再去看集市吧。”

　　九点，我忽然听见叔叔用弹簧锁钥匙在开过道门。接着听见他在自言自语，听到衣架被他挂上去的大衣压得直晃荡。我很了解这些举动的含意。晚饭吃到一半，我向他要钱到集市去。他已把这件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人们早已上床，睡过一阵了。”他说。

　　我没笑。姑姑大声地说：

　　“还不给钱让他去？你已经叫他等得够长啦！”

　　他说非常抱歉，忘了这件事。然后又说他很欣赏那句老话：“只工作不去玩，任何孩子都变傻。”他又问我去哪儿，于是我再讲一遍。他便问我知不知道《阿拉伯人向骏马告别》。我走出厨房时，他正要给姑姑背诵那故事的开场白哩。

　　我紧紧攥着一枚两先令银币，沿着白金汉大街向火车站迈开大步走去。街上熙熙攘攘，尽是买东西的人，煤气灯照耀如同白昼，这景象提醒我快到集市去。我在一列空荡荡的火车的三等车厢找了个座位。火车迟迟不开，叫人等得恼火，过了好久才缓慢地驶出车站，爬行在沿途倾圮的房屋中间，驶过一条闪闪发亮的河流。在威斯特兰罗车站，来了一大群乘客，往车厢门直拥。列车员说，这是直达集市的专车，这才把他们挡回去。我独自坐在空车厢里。几分钟后，火车停在一个临时用木头搭起的月台旁。我下车走到街上。有一只钟被亮光照着，我瞅了一眼：九点五十分。我的面前矗立着一座大建筑物，上面闪亮着那魅人的名字。

　　我怎么也找不到花六便士就能进去的入口处。我生怕集市关门，便三脚两步穿过一个旋转门，把一个先令付给一位神情疲惫的看门人。我发现自己走进一所大厅，它周围环绕着只有它一半高的长廊。几乎所有的棚摊都关门了。大半个厅黑沉沉的。我有一种阒寂之感，犹如置身于做完礼拜后的教堂中。我怯生生地走到商场中间。那儿还有些人围着仍在营业的摊子。一块布帘上面用彩色电灯拼成“乐声咖啡馆”.两个男人正在一只托盘上数钱。我倾听着铜币落盘时发出的叮当声。

　　我困难地想起到这儿来是为什么，便随意走到一个棚摊前，端详着那里陈列的瓷花瓶和印花茶具。棚摊门口有个女郎，正在同两位年轻的先生说笑，我听出他们的英国口音，模模糊糊地听着他们交谈。

　　“噢，我从没说过那种事。”

　　“哎，你肯定说过。”

　　“不，肯定没有！”

　　“难道她没说过。”

　　“说过的，我听见她说的。”

　　“啊，这是……小小的撒谎。”

　　那位女郎看见我，走过来问我要买什么。她的声音冷冰冰的，好像出于责任感。我诚惶诚恐地瞧着两排大坛子，它们排在棚摊门两侧，好似东方卫士。我低声说：“不买，谢谢。”

　　那女郎把一只花瓶移动了一下，然后回到两个年轻人身边去了。他们又谈起同一个话题。那女人回头瞟了一二次。

　　我逗留在棚摊前，仿佛真的对那些货物恋恋不舍似的，尽管心里明白这样待着毫无意义。最后，我慢吞吞地离开那儿，沿着集市中间的小道走去。我把两个便士丢进口袋，跟里面一枚六便士的硬币碰响。接着，我听见长廊尽头传来熄灯的喊声。顿时，大厅上面漆黑一片。

　　我抬头凝视着黑暗，感到自己是一个受到虚荣心驱使和摆弄的可怜虫，于是眼睛里燃烧着痛苦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