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细节远比今天的电视剧精彩。《中国式官场--回望千年潜在规则》一书，通过史料碎片缀织拼接的方式，复原了古代官场的些许风貌和具体细节，读来饶有趣味且意味深长。
鸡鸣即起
古代的上班下班时间，和现代相似，也是晨聚昏散，但具体时辰上又比现代一般机关之朝九晚五的通例要提前，与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作息习惯相适应。《诗经·齐风·鸡鸣》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因知古人鸡鸣即起准备上班的传统，至少在春秋时代就已形成。往后，这个时段逐渐定型为卯时（早晨五至七时）。
由中国传统的行政体制所决定，古代公务员的所属机关，可分中央和地方两类。凡在中央各机关供职的官员，一定品秩以上，或有职务所规定，必须参加由君主亲自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通称朝会，故京官上班的第一道程序，便是“上朝”,亦称“朝参”.朝会有大朝、常朝等区分。《梁书·武帝纪》里有一篇梁武帝的诏书，道是一切国务，必须先在朝会上咨询大家的意见，所以百官应该“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后奏闻”.也就是说，除法定的节假日外，这种具有实际内容的常朝，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倘是君主生病或怠政，所谓“从此君王不早朝”,那便是例外了。
站队有学问
参加朝会者来自各个部门，品秩亦有高低，所以开会时要进入指定的位置，这叫“朝班”,即朝参班次的意思。又因为官员经常会升级降级，或在不同部门间调来转去，所以具体到个人而言，朝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的机关会议，出席者应坐的位次，照例都由会务组使用“名牌”标示，对名入座，不会搞错，古人没发明这个办法。所以“乱班”现象时有发生。
《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记，明神宗时，因朝会时开时辍，“班行遂无定序”.有一次，一个阁部官员和一个监察官员互争位次，请编制朝班的蔡献臣分辨是非，老蔡谁也不想得罪，便引成例：如按常朝，你是对的；如按大朝，他亦不错。由此可见，各种朝会有不同的位次安排，这是在中央机关供职的官员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否则一上班就要出错。
朝会的时间，根据议程多少有长有短，一般多在辰时（午前七至九时，这里多指九时）结束，称“散朝”、“放班”或“退朝”.五代以后，常有这样的情况：早朝时，皇帝并不上殿与百官见面，而是将宰相或首辅等一些重臣召入内殿开小会。小会开完后，宰相出来，领着百官在殿廷行礼后，宣布退朝。《梦溪笔谈》记载，宋神宗即位之初，韩琦任宰相，遇到小会时间过长，便照过去的习惯，让其他官员自行退朝。王陶任御史中丞后，为此弹劾韩琦。皇帝因此下令，如遇执政大臣奏事到辰时还未结束，“即一面放班”,就是允许百官自己退朝，以后便定为制度。
朝会是君主亲自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
对于参加朝会的官员来讲，退朝即意味着上班告一段落，接下来便是准备吃饭，故退朝又叫“退食”.《诗经·召南·羔羊》有“退食自公”一语，唐代起，京朝官在退朝后，都可在宫内饱餐一顿皇帝请客的“朝食”,“退食自公”遂成典故。元傅若金《寿王左丞》诗：“焚香风阁春开宴，鸣玉龙墀午散朝。”因见“退朝”与“散朝”又有微妙区别--散朝应该把吃过朝食的程序也计算在内。而此时已是中午了。
参加朝会，是古代京朝官每天按时上班的第一要务，凡无故缺席，迟到早退，或朝班失仪，都属于违纪，历代均有处分条例。唐代起，凡盛暑、雨雪、泥潦，酌免朝参，谓之“放朝”,这一制度为以后历朝沿袭。唐白居易《雨雪放朝因怀微之》诗云：“归骑纷纷下九衢，放朝三日为泥涂。”明李东阳《早朝遇雨途中即事》诗云：“纵道君恩屡放朝，端居未敢忘巾栉。”所述都是因天气缘故放朝。设想拂晓即起、五更趋朝的辛苦，难怪要当“君恩”歌颂了。
但放朝不等于放假，班仍旧要上。即使是正常天气，京朝官在退朝就食之后，亦多要去各自所属的机关“署事”,也就是办公。至于那些没有资格出席朝会的一般官员，以及属于办事员、勤杂人员范围的书吏、衙役等，也当在每天卯时（午前五至七时）即去机关工作。
上班到下班之间的一个段落，中饭以后，照例有一段午休时间可供个人自由支配。
各级地方机关的上班时间，与京朝相似，也有先参加长官主持的会议、然后各自办公的程序。按制度，包括各科书吏、各班衙役在内，所有的“做公”人员，都必须以击响云板七声为号，于每天黎明准时上班，然后书办分别领取各个科室的印章（签押），衙役分别进入各自班次的岗位，以及秘书、侍从开启公堂之门等，亦都有不同的信号，一点不得含糊。
点名签到很重要
古代官箴以“清、慎、勤”为基本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历代典章制度中，多有规定。如《唐律疏议·职制五》有一条“官人无故不上（班）”的法令说，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20小板，每再满3天加一等，满25天处杖打100大板，满35天判处徒刑一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供职的“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同书《职制四》中，还有一条点名考勤的法令和解释，大意是：内外官吏应点名检查实到人数的，有时一天几次，频频点名，点名时未到的，每缺一次点名笞打20小板。倘每次点名不到，完全不来上班，就计算天数，按无故不上班的罪名议处。
类似的惩罚办法，又为五代宋元所沿袭。
违纪防不胜防
不过这都是写成文字的条令，事实上，古人较顶真重视的是按时上班。何时下班则并不严格。如元代的《至元新格》谓：“诸官府皆须平明治事，凡当日合行商议发遣之事，了则方散。”因知只要当天该办的公事了结了，就可以下班。其中吃中饭是一大关节，许多京朝机关都在午饭后，仅留一两个官员值班，余多回家，唯吏胥书办、役夫勤杂仍坚守岗位。比较而言，在总汇政务部门如中书门下、尚书内阁供职者，或直接为皇帝服务的机要秘书之类，例须全日制坐班。
据《坚瓠集》记，宋太祖赵匡胤曾有一条专门针对州县官的警告：“切勿于黄绸被里放衙！”因知天高皇帝远，地方衙署考勤制度的废弛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再作进一步考察，或许上层的出勤违纪现象，反倒比下面更严重。以唐代为例，甚至连出席朝会这种高级政务活动，“淘糨糊”者也大有人在。如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御史台曾有专奏揭述，道是有文武常参官捏遣事由，不参加朝会，其实是在外宴游作乐，请“准常条已倍书罚”（《唐会要》卷六十）。相似的记载宋代也有，如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右巡使（相当于中央纪检委干部）张亿一气弹劾户部郎中、史馆修撰石中立等三十三人托词生病不赴朝会。皇帝下诏警告百官，对于那些动辄称病缺席旷职者，朝廷要派医官检验核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零二）。
此外，前紧后松也是一条规律。如唐玄宗时，“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唐会要》卷二四）。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同上）。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旧唐书》卷一七）。处罚力度之如此减弱，恰能说明中央对官僚集团的控制力量日益松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