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沿袭明制，士人要想以学优而入仕从政，要经过童子试、乡试、会试、殿试的层层考核。殿试是最高级别的制科考试，由皇帝在大殿亲自典试，决出最终的名次，名列一甲第一名即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名列二甲的赐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但是，皇帝的政务俗务都很忙，时常无暇旁顾，多数是委派亲近的大臣代替典试，皇帝只审核最终的结果。所以，阅卷官的性情品格、朋徒交往，乃至一时的喜怒，都有可能决定考生一生的命运。

    阅卷官必得皇帝宠信

    委任阅卷官并无固定的标准，只要获得皇帝的宠信，就可担纲此职。所以，有时候皇帝也把指派阅卷官作为奖掖功臣的福利。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兆惠率军西征新疆，凯旋而归。为了褒奖元功，兆惠除获授一等公及户部尚书，同年加开的恩科，还被指派为首席阅卷官。兆惠为满人武将，斗大的汉字也不识一个，乾隆为此又另派协办大学士等九人辅佐，让他们主持实际的审卷工作。每张试卷上夹带一张荐条，上以圈点分示高低。兆惠即根据荐条上的圈点数量评判优劣，最后选出一张上有九圈的卷子，作为状元候选进呈。

    由于审卷的工作十分繁重，阅卷官多由数人组成，彼此间，也有为各方默认遵循的“潜规则”.阅卷官在受皇帝委派时，就以名次先后进行了排位，状元只能是由名列第一的阅卷官录取，依此类推，榜眼由名列第二的阅卷官录取，探花则由名列第三的阅卷官录取，循环不止。比方说，阅卷官共有七人，名列第一的阅卷官录用的第二卷，就是第八名。这一恪守成宪的规则，亦被誉为“宪纲”,向为各方遵照执行。当然，也有不遵“宪纲”的特殊情况。如光绪年间，翁同龢因身为帝师，名望很高，被列为首席阅卷官，徐树铭位列第二。但翁同龢礼敬徐树铭为师，甘以后辈自居，就主动谦让，把徐树铭录用的第一卷取为状元，以示师长有序。
 

    阅卷之官场现形记

    不过对不同的人，翁同龢则是另外的态度。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己丑科，李鸿藻被光绪委任为首席阅卷官，翁同龢名列其后。翁同龢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能在皇帝面前说得上话，想绕过“宪纲”录取费念慈为状元。但李鸿藻也不是普通人，曾为同治帝的老师，资格与声望更老，光绪对他也是颇为礼敬。而且李鸿藻也有了心仪的人选，准备录取张教谦为状元。翁李两人的关系平时就不好，事情又关系到名望之争，所以谁都不肯退让。两虎相斗的结果，就是两人看中的人都被免黜，状元和榜眼被改为了张建勋和李盛铎。

    也有一些阅卷官道学冬烘，思维板腐，不是以试卷的正误优劣作判断，而是凭心里的好恶任意屈抑。清人罗惇曧的《宾退随笔》载，光绪年间，理藩院尚书裕德任阅卷官，凡于试卷中看到有犯先人名讳的字，就起立整衣敛容，拱伏行礼，然后把试卷恭谨置放到一旁，不再复阅。后来，每逢裕德任阅卷官，考生就会事先了解其家人的名讳，避免在文章里有犯其讳的字由此而落卷。
 

    皇帝也会亲选状元

    一般来说，凡阅卷官定好的名次，皇帝审核时也只是走走过场，很少改动。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如乾隆辛巳年，并非原定的科考之期，但是年恰逢皇太后七十寿辰，朝廷遂加开恩科取士。协办大学士刘统勋等阅卷官原定好的状元为江南人赵翼，榜眼为浙江的胡高望，探花为陕西人王杰。结果送呈乾隆审核时，由于陕西之前还从没有出过状元，乾隆为显庆典之隆，就搞了地域平衡，御笔一挥，将王杰录为状元，赵翼则被换为探花。

    还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乙未科，也出现了皇帝更改结果、亲选状元的特例。阅卷官原定的状元是萧荣爵，骆成骧为二甲的第一名，名列第四。光绪阅骆成骧卷，见首语为“臣闻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由于当时正值大清甲午惨败，蒙受了许多屈辱，心有所感的光绪对这句话称赏不已，遂改骆成骧为状元，萧荣爵则被换位到了第四。在这种情况下，考生对自己的成绩是无力控制，亦无法预测的，升天或是沉渊，往往也就在阅卷官或皇帝的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