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回忆录》今年8月再版发行。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职业外交官”,顾维钧晚年时，有人曾问过他，搞了一辈子外交，最得意之举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答道：巴黎和会。回忆录中披露了顾维钧如何使中国这个当时的弱国也有外交。

    中国排位起风波

    1918年12月4日，年仅31岁的顾维钧，在众人的期盼下，登上了开赴巴黎的航船。在那里，他将作为战胜国中国的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商谈对德国及其盟国停战的和平条件。在回忆录里，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对此行的期望：“即将召开的和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这其中，主要包括收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占有的权益。

    然而巴黎和会尚未开始，中国代表团就接到通知，原定给予中国的五个席位被减至两席。在中国代表团的再三努力下，和会减至的两个席位可派代表轮流参加。中国代表团内部顿时风波骤起。

    在顾维钧看来，陆徵祥是中国外交总长，又是代表团团长，理应排在第一位。而王正廷博士，是陆徵祥拉来的南方军政府代表。为显示中国一致对外，排在第二位也未尝不可。驻英公使施肇基和外交部秘书长魏宸组都是外交界的前辈，自己排在第五位是比较合适的。

    陆徵祥思考再三，将顾维钧的顺序调至第三位后，报给北京政府。出人意料的是，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对此决定十分不满，他曾私下断言陆徵祥充其量也就是个大礼官式的人物，更何况身体极差。一旦病了，代表团的领导权就会落入南方代表手中。于是徐总统发来训令，将顾维钧排在第二位。

    “十人会”上有理有利有节

    1919年1月27日中午，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士突然通报顾维钧，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下午的“十人会”,即由操纵会议的英、法、美、日、意五大国各派两名代表参加的所谓最高会议。之前，日本已提出由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公布了一战期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签订的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当时，中国代表团并未对此做专门的准备，只好将时间推迟到28日，重担即刻落在最年轻的顾维钧身上。

    “第二天，1月28日，我们再次出席’十人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山东问题是议事日程上的唯一问题。克里孟梭（法国总理）请中国代表团按照前一天的商定宣读中国声明。我催请王正廷博士起立，说明他已要求他的同僚顾维钧来阐述中国政府的观点。于是，主席叫我发言。我没用讲稿，谈了半个多小时。虽说这不过是一次即席发言，但因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并一直在制订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我思想上是早有准备的。”顾维钧在其回忆录里写道。

    会上，顾维钧承认中国的确在1915年和1918年签订协议，许诺日本将得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中国当时是被迫的，因此不应该履行。无论如何，任何有关德国所有权的问题都必须由和会解决。按大会所接受的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等威尔逊的原则，中国有权要求收回山东权益。

    顾维钧发言结束后，会场上掌声连连。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英国外相贝尔福纷纷过来祝贺，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称赞他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不久后，顾维钧的辩词“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出现在《费加罗报》等多家重要报纸上，轰动了整个巴黎以至欧洲。

    然而，正如他在回忆录里所说，声明受到称赞是一回事，最终得到有利的解决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山东问题并未因顾维钧的精彩演说，在和会上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4月中旬，美国提出新方案，将山东暂交英、法、日、意、美五国共管，表示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原无单独处置之意，亦不能任他国独为处置。该方案勉强通过不久后意大利即退出和会，日本态度强硬起来。为避免和会的最终破裂，威尔逊最终宣布，如果日本能放弃它在山东的军事权利，只保留经济权利，他可以同意由日本得到山东权利。中国的主权就这样在威尔逊挽救国际联盟的理想下牺牲了。

    九十多年后，谈及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着名民国史专家汪朝光认为他能把握大势，积极进取，“他在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期间的外交交涉中，一方面，有理有利有节，尽量争取列强内部不同国家的不同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适当向外透露交涉进展以及中国的态度，争取舆论的支持，将中国在秘密外交中的不利，转变为公开外交中的有利，从而成功地为中国赢得了有利的形象，最后勇敢地对列强说’不‘,这不仅没有造成特别不利的结果，反而为中国争取了时机，缓和了局面，并通过以后持续不断的努力，最后收回了中国的权利。可谓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弱势和不利地位下，通过外交努力挽回局面的经典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