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杨绛，两位江苏无锡籍老乡，一对志同道合，感情笃深的伉俪。他们学贯东西，治学严谨，才华横溢，夫妇俩非常有相像之处：丈夫是中国现代着名作家、文学研究家、翻译家、著有《围城》、《管锥编》、《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等代表作，并参与了《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译著。妻子是著名的翻译家、作家、剧作家，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小说《倒影集》、《洗澡》，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在文学翻译界独树一帜。

    他们之所以成就斐然，除了天赋和勤奋，互爱互助非常重要。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我们三人（包括他们的女儿钱瑗）各自工作，各不干扰”,简洁勾画了这一家子惜时如金，潜心钻研，各有追求的工作状态，但不等于没有交流，井水不理河水。尤其是钱钟书，学问大，不摆架子，对妻女查遍字典仍不得其解的问题，总能尽自己所能耐心解答。

    上世纪50年代，杨绛翻译了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请钱钟书校阅初稿，一贯吝啬时间做学问，不愿被打扰的钱钟书欣然接受，抽空边看边在稿纸上打杠杠，满纸都是，不留情面，打得妻子心疼。他对妻子说，打杠之处是我不懂。这道出钱钟书的率真，对待学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容不得马虎和不懂装懂。从另一个侧面，善意指出了译稿的不足，杨绛立刻意识到：“我没把原文译过来”,故而像钱钟书这样的学问大家也称不懂。她一改边读边译的做法，推翻初稿，将原着细读一遍再译，得到钱钟书肯定，果然“摸索到了一个较高的翻译水平”,这种能力的提高与钱钟书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的高标准有直接关系。

    钱钟书给予妻子的，不但是学识的补充，还有精神的关心和鼓励，后一点更为重要。1960年代，杨绛对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很有兴趣，准备作为研究项目，但那时她不会说西班牙语，担心译不好，因为“西班牙文和中文的距离，比西班牙文和希腊文、拉丁文的距离还大”,顾虑重重。

    钱钟书就启发妻子：（外国）“翻译咱们中国经典的译者，能说中国话吗？”一番话疏通了她的心结，使她信心大增。她克服各种困难，字斟句酌，反复修润，忠实原意，译作《堂·吉诃德》终于脱稿付梓，被公认是国内译得最好的版本之一。钱钟书不仅是杨绛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也是她的良师益友，如果感觉写得好，他会妇唱夫随，严谨中显露幽默的一面，杨绛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完稿，起先不赞成妻子写这类文章的钱钟书态度随之而变，立即为这部新作写了小引。

    杨绛的《“大笑话”》、《玉人》等小说接连问世，钱钟书高兴得像自己出书，立即给女儿写信表扬，称忙于论文的女儿和杨绛“皆肚里有货”,并以德谚自嘲：“既无臭屎，亦无孩子”,像个老顽童，给家庭带来活泼轻松的气氛。凝结夫妇俩心血的《管锥编》和《堂·吉诃德》定稿后，钱钟书在兴奋之余提议互给对方的新书题签，这样做丈夫的要比妻子多写一个字，用杨绛的话说，是“不平等条约”,但钱钟书觉得很有纪念意义，挺好玩，也是夫妻之间的乐趣。

    无需锅碗瓢勺，倾尽心智相助，这就是钱氏“助内”方式，不失体贴，很对路数，对妻子的报答之情跃然而出。夫妇俩携手风雨人生，共攀事业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