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青壮年时代虽然受过不少打击和挫折，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忧愁的样子。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再坏的环境也不皱一下眉头，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乐观与韧性大部分得自父亲的身教。父亲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尽力，他常说：“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两面，我们总是要往成功的那个方向走。”

    由于他的乐观和理想主义，他成为一个温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就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也是个风趣的人，再坏的情况下，他也喜欢说笑，他从来不把痛苦给别人，只为别人带来笑声。

    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和哥哥到田里工作，通过这些工作，启发我们的智慧。例如我们家种竹笋，在我没有上学之前，父亲就曾仔细地教我怎么去挖竹笋，怎么看土地的裂痕，才能挖到没有出青的竹笋。20年后，我到竹山去采访笋农，曾在竹笋田里表演了一手，使得笋农大为佩服。其实我已20年没有挖过笋，却还记得父亲教给我的方法，可见父亲的教育对我影响多么大。

    由于是农夫，父亲从小教我们农夫的本事，并且认为什么事都应从农夫的观点出发。像我后来从事写作，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写作也像耕田一样，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没有不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要写政治文章，他说：“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写政治文章，就像种稻子的人去种槟榔一样，不但种不好，而且常会从槟榔树上摔下来。”他常教我多写些于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评骂人，他说：“对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控制，伤害生灵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创作者，不要做理论家，他说：“创作者是农夫，理论家是农会的人。农夫只管耕耘，农会的人则为了理论常会牺牲农夫的利益。”

    父亲的话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并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用农夫的观点来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语中的，意味深长。

    有一回，我遇到了创作上的瓶颈，回乡去休息，并且把我的苦恼说给父亲听。他笑着说：“你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还要不要种香蕉。你看，我是种好呢，还是不种好？”我说：“你种了40多年的香蕉。当然要继续种呀。”

    他说：“你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继续呢？年景不会永远坏的。”“假如每个人写文章写不出来就不写了，那么，天下还有大作家吗？”

    我自以为在写作上十分用功，主要是因为我生长在世代务农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没有不辛劳的农人，我是在农家长大的，为什么不能像农人那么辛劳？最好当然是像父亲一样，能终日辛劳，还能利他无我，这是我写了十几年文章时常反躬自省的。

    母亲常说父亲是劳碌命，平日总闲不下来，一直到这几年身体差了还时常往外跑，不肯待在家里好好休息。父亲最热心于乡里的事，每回拜祭他总是拿头旗、做炉主，现在还是家乡清云寺的主任委员。他是那种有福不肯独享、有难愿意同当的人。

    父亲有五个孩子，这里面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少，原因是我离家最早，工作最远。我15岁就离开家乡到台南求学，后来到了台北，工作也在台北，每年回家的次数非常有限。近几年结婚生子，工作更加忙碌，一年更难得回家两趟，有时颇为自己不能孝养父亲感到无限愧疚。父亲知道我的想法，有一次他说：“你在外面只要向上，做个有益社会的人，就算是有孝了。”

    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时候，看我不会农事，他会跑过来拍我的肩说：“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写文章，要写第一流的文章；做人，要做第一等人。”然后觉得自己太严肃了，就说：“如果要做流氓，也要做大尾（台湾话，原意是大条、大只，引申为有权有势）的流氓呀。”然后父子两人相顾大笑，笑出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