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如邻的求学经历

　　马正纲去世以后，大家庭的经济来源出现了问题：其长子马汝来是黑龙江教育厅的主任科员，他的薪水不足以养活全家；次子马汝郁自日本商科大学毕业就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参加二次倒袁起义失败后，和欧阳予倩、郑正秋等人组织戏班唱文明戏，饰演小生，到处流浪，回齐齐哈尔后，在清真小学当教员，与同校教师唐玉笙结了婚，命运坎坷，无力照顾家庭。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夏，马汝邻小学尚未毕业，为减轻家庭生活的压力，便考入齐齐哈尔的甲种工业学校矿科学习。工校毕业后，没钱考大学，务工二年后，老五马汝卲已经从唐山交大毕业，在胶济铁路张店工段服务，从每月几十元钱的微薄薪水中拿出大部分坚持供养弟弟继续读书，马汝邻才有机会考上锦县交通大学，受到锦大国文教师李一真的赏识。李一真是一个十分崇尚宋明唯心主义哲学的人，当锦县交大后台常荫槐被张学良派人刺杀之后，他认为常荫槐一死交大在东北再无发展前途，遂鼓动马汝邻到北京改学哲学。

　　1929年暑假，马汝邻考入了北平辅仁大学心理系，在辅大一面读书，一面在北平私立成达师范每周教二小时的国文课。因为成达师范校长唐柯三是马汝来在京师大学堂的同学，这所学校又是当时全国最着名的伊斯兰师范学校，校务主任大阿訇马松亭，教务主任刘伯实都在穆斯林中声望卓着，马汝邻在成达师范的教学经历对他以后到西北创办民族教育大有帮助。这所宗教性的学校，课程一半是宗教的。

　　马汝邻读书期间，还在辅大附中、北平国立蒙藏学校，当过职业指导，教过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但代课时间最长、授课最多的是在私立西北中学。它也是一所回民办的学校，校长孙绳武，字燕翼，解放后去了香港。教导主任杨明德，教员有任一普、陈志澄（程千里）、穆文富、薛文波、王梦扬等人。这时他的堂姐马汝邺和堂姐夫马福祥曾劝他放弃学业，从马福祥的副官做起进入政界，被他婉言谢绝了。

　　马汝邻考入辅仁大学时，正是这所着名的教会大学创办的第二年，当时担任校长的是着名学者陈垣先生，但校政大权实际还掌握在美国教会手里，因为这是美国天主教本笃会创办的。北伐战争后，外国教会势力有所减弱，外籍人所办学校迫以应付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把原来的洋人校长换成中国人，也是一种普遍的做法。校务长苏格兰人奥图尔（otolo）博士才是辅仁大学实际负责人。文学院长是刘复（半农），除了文学院中国教授较多外，理学院各系大都是美国教授，而且多是神父。心理系主任是美国神父格里高瑞，他当时三十多岁，担任心理系的普通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心理测验、心理实验，以及教育史等许多课程。在讲课时，他并不像有些神父带有宗教偏见。如他对接近唯物主义的心理学派的行为主义等并不贬低，对中世纪天主教腐化的批评，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思潮的积极评价，都给马汝邻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预备铃响了，他已站在教室门口，上课铃一响，立即进入教室，我偶尔迟到，他还徘徊在教室门口等我。下课时，他往往把上课用的参考书，指出页数让我带回宿舍参阅。有时还引我倒他宿舍去参阅更多的资料。每当这时他还像老朋友一样，用滚烫的咖啡，或从美国带来的糖果招待我。后来他渐渐知道我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他虽然惊奇，但没有丝毫的歧视。上三年级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在校务会议上建议保送我留美。这是这所学校非天主教徒的学生很难享受的待遇。”

　　当时心理学系的学生不多，只有20多个人，是个小班级，大部分课是由外国人上，直接用英语教学，进度极快，一本英文教科书一堂课往往要讲十几页，甚至更多。同学们学习跟不上，就纷纷转系了。到二年级时，全班只剩马汝邻一人了，而且参加政治活动越来越多，当选了辅仁大学抗日会主席，加入了北平反帝大同盟，不久又加入了共青团，这样旷课就多，另一方面政治态度也就逐渐暴露。到1932年学期终了时，马汝邻又卷入了辅大东北学生抗交学费运动之中，辅大的九十多名东北籍学生，多数是殷实人家子弟，因为辅大学费高，除学费外，每选一实验学科，还要交实验费十元。东三省沦陷后，很多同学经费来源断绝，北平各大学东北学生遂发起抗交学费运动，辅大步趋而行。马汝邻和共产党员刘靖（在校时叫刘传尧）是推选出的代表。辅大当局认为他们是私立学校，不交学费就不允许注册。抗缴学费运动失败后，马汝邻在北平失学了。1932年夏，马汝邻考入了进步氛围更浓的北大教育系。

　　北大是世界着名的大学，民国时期门坎一直极高，但入校后学习生活却较为自由，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教育系除本系课程外，还可以任选理化、文史等系课程，以为将来从教做准备。马汝邻选修了历史、哲学、经济、中文各系的课程，仍与中共党组织单线联系。

　　1933年春，经中共北京地委对外联络处介绍，马汝邻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tley），由史沫特莱女士介绍给美国记者（adgar snow）兼作斯诺的秘书，同年由史沫特莱介绍作上海《大美晚报》驻平特约通讯员，以笔名立欧报导“抗日同盟战况”、“绥远抗日”、“平津冀东汉奸活动”、“一二九运动”,经常在街头上作抗日宣传。1933年，组织调他参加共产党河北省委领导下的工农通讯社工作，只与上级派来的人单线联系，联系人是以《大公报》驻平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吴砚农。

　　为便于开展工作，马汝邻和爱人刘希真在东高房胡同租了两间房，当作活动“机关”场所。刘希真参加左联的组织活动。李东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领导他们的工作，给他们送交文件的女交通员“小赵”,就是后来李东光的爱人赵兰。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曾被邀到他们的“家”中，和马汝邻、吴砚农商谈共同准备办一个《民间报》，故教授还要求他俩参加他们的一个学术团体“引得社”,因不久组织被敌人破坏而作罢。党组织原准备介绍他去苏联塔斯社协助工作，因他工作离不开，未能成行。

　　1935年，马汝邻从北大毕业后，与刘希真结了婚。他一边在西北中学任教，一边兼任《大美晚报》通讯员和帮助“合众社”费思和斯诺工作，同时为党组织做工农通讯社的工作，同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马汝邻开始参加国内的伊斯兰教宗教组织，接触伊斯兰教界上层人士。比如刘伯实和杨新民（杨德明）等人发起组织的北平各大学伊斯兰学友会，其中有黎光明（四川人，北平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薛文波、王梦扬、马述尧（朝大学生）、回永和（北大学生）、陈志澄（程千里，北大毕业，西中教员）、东北大学学生金鼎铭等二十余人，学友会宗旨为了“联络感情，砥砺学行、研究教义…”,而学友会会员张新民等，更和当时纵横西北的嘎司令马仲英有关系，到处宣传马仲英是回族英雄，在河西起事，很需要人才等等，马述尧和薛文波直接到西北投奔了马仲英。1931年，“伊斯兰学友会”改名“中国回族青年会”,出版了《回族青年》刊物，只出过三四期。马汝邻担任回青会的宣传负责人，拟过一个包括有抗日反帝和民族自决等内容的宣传提纲。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