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潘玉良从巴黎学成归来，受校长刘海粟之邀，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西洋画女教师。至此，这个性格坚毅的女子，终于完成了从妓女到知名画师的蜕变。

但是，事业上的功成名就，并没有改变潘玉良在家庭中卑贱的小妾地位。潘赞化的大夫人仍然不接纳她，而且多次指戳她入过青楼的痛处。最终，她不堪其辱，痛别潘赞化，再次奔赴法国。

重返巴黎后，潘玉良孤苦伶仃，以卖画维持生计。雪上加霜，1940年6月，德国纳粹铁蹄踏来，刹那间，物价飞涨，食品短缺，整个城市陷入一派兵荒马乱之中。挣扎到这一年的冬天，她断炊缺粮，成了涸辙之鲋。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向她走来。这个男人，不是大富大贵之人，他早年到巴黎勤工俭学，挖过煤，洗过盘子，修过汽车，跑过运输，吃尽苦头，终于攒下一笔活命钱。他用这笔钱在巴黎近郊开了一家名为东方饭店的中餐馆。冷冰冰的小屋里，重新燃起了熊熊炉火，潘玉良的饭桌上又有了面包、黄油和咖啡。因为他，她有了新画室，她又开始到凯旋门和塞纳河畔写生，举办了数次画展。

然而，这样的患难之交，在潘玉良心里其实是算不上爱情的。她念念不忘的，始终是生活在大洋彼岸的潘赞化。最惦记的偏偏见不到，直到1964年，中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潘玉良才得以与国内的亲人联系，可是，潘赞化早已离世。

悲伤之余，潘玉良重新审视那个默默陪伴了自己20年的男人。蓦然回首，她发现她的每一件作品都饱含了他的汗水，每一枚奖章都浸染了他的心血，那些相携相守的岁月啊，分明潜藏着深深的爱。她终于决定，把自己的身心都交付于他，牵着他的手走完人生的风烛残年。然而，她等不及了。1977年秋天，她抛下他走了。弥留之际，她叮嘱他，日后回国，一定将当年她与潘赞化结婚时的项链以及她再赴法时潘赞化送她的一块银壳表，归还给潘家的后人。

到了这时，她想念的依然是那个叫潘赞化的男人。可是，他不介意这些，他眼含热泪，发誓会完成她的夙愿。或许，他从未介意过她是否爱他。

1978年秋天，年逾八旬的他带着潘玉良的一张自画像、7大箱遗物、2000多幅遗作以及她一直珍藏的印有自己和潘赞化照片的鸡心项链，风尘仆仆地回国。他将部分遗物交给了潘家后人，其余的捐献给了祖国。她魂归中华、奉献国人的夙愿，得以实现。

做完这一切，他自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完成，身体忽然就跨下来，一经检查，居然是癌症晚期。那么多年，他居然对自己的病痛一无所知。

他去世后，家人将他与潘玉良合葬，但是，墓碑上没有他的名字。在潘玉良的一生中，很多人都知道她是享誉中外的画家，知道有个将她从青楼里拯救出来、让她脱胎换骨的潘赞化，但很少有人知道那个陪她熬过风烛残年的男人。

他叫王守义。他的名字，连同他的爱，在潘玉良的传记里向来都被一笔带过。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爱她，从来就没要求过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