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向来是不习惯写什么东西发表的。一个工人，每天（除了有几个礼拜一、圣诞节以及复活节之外）干活从来不少于十二或十四小时，情况可想而知!既然是要我直截了当地把想说的话写下来，那我也就只好拿起纸笔尽力而为了，欠缺不妥之处还希望能得到谅解。

　　我出生在伦敦附近，不过，自从满师之后就在伯明翰一家工场做工（你们叫工厂，我们这儿叫工场）。我在靠近我出生地但脱福特当学徒，学的是打铁的行当。我的名字叫约翰。打十九岁那年起，人家看见我没几根头发，就一直管我叫“老约翰”了。现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头发并不比上面提到的十九岁的时候多，可也不比那时候少，因此，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好说。

　　下一个四月是我结婚三十五周年。我是万愚节那天结婚的。让人家去笑话我的这个胜利品好了。我就是在那天赢了个好老婆的，那一天可真是我平生最有意思的日子哩。

　　我们总共生过十个孩子，活下来六个。我的大儿子在一条意大利客轮上当机师，这条船的招牌叫做“曼佐·纪奥诺号，往返马赛、那不勒斯，停靠热那亚、莱格亨以及西维太·范切埃”。他是个好工匠，发明过许多很派用场的小玩意儿，不过，这些发明却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丁点好处。我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悉尼，一个在新威尔士，全都干得挺不错，上回来信的时候都还没有成家呢。我另外一个儿子（詹姆士）想法有点疯疯癫癫，居然跑到印度去当兵，就在那里挨了颗枪子儿，肩胛骨里嵌着粒子弹头，在医院里躺了六个礼拜，这还是他自己写信告诉我的。几个儿子当中要数他长得顶俊。我有个女儿（玛丽）日子过得满舒服，可就是得了个胸积水的毛病。另一个女儿（夏洛蒂），让她丈夫给遗弃了，那事儿可真卑鄙到了极点，她带了三个孩子跟我们一起过。我最小的一个孩子，这会儿才六岁，在机械方面已经很有点爱好了。

　　我不是个宪章派，从来就不是。我确实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公共弊病引起大家的怨恨，不过我并不认为宪章派的主张是纠正弊端的什么好办法。我要是那么认为的话，那可就真的成了宪章派了。可我并不那么认为，所以我也就不成其为一名宪章派。我阅读报纸，也上伯明翰我们称为“会堂”的地方去听听讨论，所以，我认得宪章派的许多人。不过，各位请注意，他们可全都不主张凭蛮力解决问题。

　　要是我说自己向来有创造发明的癖好，这话也不好算是自吹自擂（我这个人要是不当即把想到要说的话统统记下来，就没有办法把整个事情写完全）。我发明过一种螺丝，挣了二十镑钱，这笔钱我这会儿还在用。整整有二十年工夫，我都在断断续续地搞一样发明，边搞边改进。上一个圣诞节前夜十点钟，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发明。完成之后，我喊我妻子也进来看一看。这时候，我跟我妻子站在机器模型旁边，眼泪簌簌地落到它身上。

　　我的一位名叫威廉·布彻的朋友是个宪章派，属于温和派。他是位挺棒的演说家，谈锋相当雄健。我经常听他说，咱们工人之所以到处碰壁，就是因为要奉养长期以来形成的那些多如牛毛的衙门，就是因为咱们得遵从官场的那些敝习陋规，还得缴付一些根本就不应当缴付的费用去养活那些衙门的人。“不错，”威廉·布彻说，“全体公众都分担了一份，但是工人的负担最重，因为工人仅有糊口之资；同样道理，在一个工人要求匡正谬误，伸张正义的时候，谁要是给他设置障碍，那可就是最不公平的事了。”各位，我只不过是笔录威廉·布彻所说。他是在演说里刚刚这么说过的。

　　现在，回头再来说说我的机器模型。那是在差不多一年之前的圣诞节前夜十点钟完成的。我把凡是能节省下来的钱统统都用在模型上了。碰上时运不济，我的女儿夏洛蒂的孩子生病，或者祸不单行，两者俱来，模型也就只好搁在一旁，一连几个月也不会去碰它。我还把它统统拆卸开来，加以改进，再重新做好，这样不知道弄过多少回，最后才成了上面所说的模型的样子。

　　关于这个模型，威廉·布彻和我两个人在圣诞节那天作了一次长谈。威廉是个很聪明的人，不过有时候也有点怪脾气。他说：“你打算拿它怎么办，约翰?”我说：“想弄个专利。”威廉说：“怎么个弄法，约翰?”我说：“申请个专利权呗。”威廉这才说给我听，有关专利的法律简直是坑死人的玩意儿。他说：“约翰，要是在取得专利之前你就把发明的东西公之于众，那么，别人随时都会窃走你艰苦劳动的成果，你可就要弄得进退两难啦，约翰。你要么干一桩亏本买卖，事先就请好一批合伙人出来承担申请专利的大量费用，要么你就让人给弄得晕头转向，到处碰壁，夹在好几批合伙人中间又是讨价还价，又是摆弄你发明的玩意儿。这么一来，你的发明很可能就一个不当心让人给弄走。”我说：“威廉·布彻，你想得挺怪的，你有时是想得挺怪。”威廉说：“不是我怪，约翰，我把事情的真实情况给你说说。”于是他进一步给我讲了一些详细情况。我对威廉·布彻说，我想自己去申请专利。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