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北，为何李先念被选中回到自己的家乡任一把手？“从1926年参加黄麻起义，一直到1949年解放，李先念在湖北斗争了23年，非常了解情况。”李先念传记小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分析。更重要的是，此前，李先念曾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一个根据地的一把手，考验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李先念无疑在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领导能力”。

“黑白之战”

李先念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安 (现在的红安)县一个农民家庭。为谋生，他曾学过木匠。因为经常走街串巷，他广泛接触社会，也成为最早接受革命思潮的一批无产者。

1949年初的李先念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军队，还是到地方去。“当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曾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到三兵团工作，还是等湖北解放后，回湖北做地方工作。”曾任李先念秘书的黄达说，李先念选择了后者。

1940年初，李先念在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1949年5月中旬，李先念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一上任就遇到‘黑白之战’。”黄达解释说，“黑”是指煤炭，“白”指大米和布匹等，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白银价格也暴涨。黄达说，李先念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比如周小燕的父亲、著名银行家周苍柏等人，在他领导下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

当时任中财委主任、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

1952年，李先念在湖北农村。

“四大名旦”

1954年5月，中共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时任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和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成为被相中的人选之一。中央决定：由他出任财政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 (即财贸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商业、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当年是陈云推荐李先念到中央工作并任财政部长的。”朱玉教授介绍，陈云与李先念渊源颇深：当年李先念带领西路军余部九死一生到达新疆时，受党中央委派及时赶到、迎接他的正是陈云。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李先念，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的依据是：一、李先念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比较年轻；二、他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三、爱学习，爱钻研；四、李先念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

在新岗位上，李先念很快就赢得了最高领导的信任。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在回忆录里坦率地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

1952年6月，李先念在湖北荆江分洪工地上。

在李先念身边工作11年的黄达回忆，李先念工作非常细致。他发现四川有一个外贸的供销社，在出口猪皮和羊皮之前，先将毛皮里面的猪油和羊油刮下来，这样又可以卖一笔钱，李先念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他于是发文向全国推广这个办法。

李先念后来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成为周总理这位“大总管”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不过，程振声回忆，“经济学家”是李先念生前一直拒绝承认的身份。196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接见来访的李先念时，称李先念是经济学家。李先念说，我就是位实干家。“所以我们在传记里很尊重老人家生前的意愿，没有称他为‘经济学家’。”

政治之变

1976年10月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粉碎四人帮”事件。程振声曾在李先念身边做秘书工作10年之久，他告诉本刊记者：“为了弄清楚李先念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在世时，我们曾3次去他家访问过。”真实的历史过程也渐渐清晰：由于李先念在当时政治格局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成为华国锋探知叶剑英的态度、进而争取到叶帅支持的一个重要桥梁。

朱玉说，华国锋其实很早就与李先念熟识。当时华国锋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财贸，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在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林彪事件后，华国锋渐渐进入权力中心，华国锋与李先念 “经常在一起研究事情，所以接触非常多”。

程振声说，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家。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李先念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是陈锡联，而李先念与陈锡联私交甚好。陈锡联夫人王璇梅曾提及，陈、李都是湖北红安人，两人的老家只相距两里路。李先念母亲的前夫姓陈，丈夫去世后又嫁到李家，说起来，与陈锡联还有点远房亲戚关系。

毛泽东去世后，李先念与陈锡联一起守灵。有一次，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随其后。在洗手间里，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与华国锋交谈、明确了他的态度后，隔了两天，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帅。

据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当叶剑英得知李先念突然造访的消息时，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若干年后，李先念将两人当时的秘会场面做了还原——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

值得一提的是，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当时全国一片“人人皆曰可杀”的气氛，包括某些“相当负责的同志”也主张枪毙江青等人，而李先念则对此持否定意见。为此事，李先念多次与邓小平、陈云商量，探讨处置方案，同时也找一些人谈话，做说服工作，强调不能开杀戒。

三朝元老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他成长的家庭——李先念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个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这大概也帮助李先念形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李先念是在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出生于1909年的李先念，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小很多，因此老一代领导人看他，多了些亲昵。在一些早期的生活或工作中，他们之间也留下不少难得的轻松而亲密的场景。

李先念曾提及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有一次在火车上，李先念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玩牌打发时间，水平不高的李先念经常被搭档总理批评。下了火车，李先念“委屈”地说：“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打牌，你老剋我！”周总理听罢哈哈大笑。

在建国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1935年6月，红一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当时李先念只有26岁，红四方面军师以下干部年轻，指战员装备齐全、朝气蓬勃，这给毛泽东和朱德都留下深刻印象。而毛泽东对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睐，他说：“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

当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1938年，总政治部副主任找李先念谈话，让他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从军政治委员到营长，实际上连降六级，李先念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干预下，李先念转而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朱玉说，当年从新疆回来后，李先念从来没有怨言或表示过不满，相反，经常发牢骚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五军政委黄超，在后来都被秘密处决。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陈再道曾直接问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朱玉回忆，李先念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 ‘四人帮’斗争呢？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李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