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吠陀时代，宗教牺牲仪式占据主导地位，而到了奥义书时代，人们对祭祀的热情慢慢衰退了，苦行逐步成为宗教修行的主要形式，苦行僧代替祭司成为宗教的主体，湿婆大神也演变成为一个苦行大师。祭祀多是一种集体活动，苦行则更多表现为个人的行为，比起祭祀来，苦行更为方便也更容易被普遍接受。

苦行的原初目的是为了获得神力，为了获得这种神力，有不少苦行僧颇有点走火入魔，他们隐居于深山老林，自愿忍受饥饿、焦渴、蚊虫、寒冷的折磨，另一些则在城郊平原地带沉醉于苦修：坐在烈日之下，同时用热火焦烤着自己，或是躺在用荆棘或钉子做成的床上，或是头朝下挂在树枝上达数个小时。但大多数苦行者并没有走向如此严厉的极端，他们更多是在精神和意志方面进行沉思。有些独自住在郊外或是某个村庄里，有些则是在某位长者的带领下居住于茅屋草舍，集体修行。有些则是游方的托钵僧，常常是多人结伴，随时随地向愿意听讲的人布道，或是与对手辩论。有些是全身赤裸，有些则身着极其简单的衣服。

如果说祭祀是人祈求神的恩赐，那么，苦行主义则不再是被动的祈求，而更多地表现为对知识和智慧的渴求和占有，其肉体上的自我折磨与精神上的无限喜悦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苦行主义又是一种神秘主义。与吠陀时代乐观向上的精神不同，奥义书时代尤其是到了佛教和耆那教兴盛的时代，印度盛行着与苦行主义和神秘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悲观主义：对世界、对人生都有深沉的焦虑心理，这是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但与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的表现形式不同，它不表现为血腥的对抗与武力征服，而多表现为思想的冲突与交锋。再者，也不像中国的圣人和希伯来的先知，古印度的预言家并不考虑他人或说是整个民族的得救，他们认为这在衰微时代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的，但自我的苦行或修行却可能使个人获得解救。显然，这是一种根本的、彻底的个人主义。古代印度整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在为宗教服务，但所有的宗教又都在为个人服务，先于国家的是社会制度，先于社会制度的是个人，只要个人能以最好的方式力争得救，那么，人人得救的同时，整个世界也就得救了。印度文化尽管表现得千差万异，但在如下的启示方面却存在着一致性：存在着比物质观更为重要的价值观；物质的繁荣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并不是对一个国家或一个个人的最终裁定；古代印度人最为热衷的便是个人的解脱，换成现代的话，也可以说，他们一直在追求自我的发现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尽管在追求与发现自我的方式上可能是矛盾或是相反的，但印度思想的根本却是实实在在的个人主义。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个人主义，使得印度文化显得千奇百怪，有时是明显对立的东西偏偏又相互融合了。即以苦行来说，苦行本来是要戒绝色欲的，但奇怪的是，苦行与性爱在印度古代又常常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从苦行的本义上说起。在《梨俱吠陀》中，苦行（tapas）的意思是“温暖”或说是“热力”或“热量”，古印度人认为世界正是由于这种热力而得以诞生，后来的苦行之所以取这个词，实际上与这个词的原义也多多少少有些联系，苦行行为在外表上是肉体的磨难，但其内心却是幸福、快乐的；也可以说，通过苦行而集聚身体中的能量（表现为“热”或“温暖”）从而得到某种超自然的神力，所以在后期吠陀文献中，从苦行中获得的力量成为苦行的关键因素。正是为了获得这种力量从而采取了斋戒、禁食、沉默不语等各种形式的自我苦修。

但到了后来的湿婆教派和密教那里，苦行又与性事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苦行和性事被认为是人自身热量的两种表现形式，苦行是从人自身产生的具有潜在摧毁力或创造力的火，而性事则是通过阴阳力量的结合而产生能量。《广林奥义书》说：“女人是火，男根是她的燃料，阴部是火焰；当男人穿透于她的身体时，她得到活力，她的迷狂是她的火花。”正是通过这样的性爱火焰，性力教派和密教才将修行与性事结合在一起，认为性爱火焰本身像原始的宇宙创造力一样神圣。宇宙的创造正是通过阴阳的和合而完成的，人的修行要想真正有所成就也只能通过男女的结合，如此，性爱在密教那里变成了主要的修行手段。这种修行并不是欲望的满足或欲望的宣泄，而是欲望升化的过程，它通过性爱的方式而对人自身欲望进行抑制和征服，从而使人在心灵上得到净化，因此，性事是一种向内的、自我净化力量的体现，而不是向外的、向不可知领域的追求过程，在这一点上，它与苦行注重于自身力量的集聚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