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航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沽，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洽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属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并转唐山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电，指出：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周称，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员接洽，同时与开滦矿局洽妥以煤十万吨南运俾交换面粉三十万吨，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并随带邮件。另据中央社十一日称，魏文瀚等此次随大上海轮北上，洽商华北通商事宜。进而又指示：“恢复华北、上海间船运极为重要，大上海轮到后你们应妥为办理这批生意，对魏文瀚等来访应予接待，并与洽商恢复船运事宜。”
毛泽东由处理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事宜，联想到了战乱中的人民生活以及对分化上海、南京乃至国统区的各类资产阶级可能起到的作用，遂又给彭真、叶剑英等复电：
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的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讯局未停，天津电讯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
毛泽东以上的指示，无论是对南北两地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还是对南方资产阶级开展所谓业务，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反动阵营，他还亲自给潘汉年发去密电，指示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你可以和左恭、钟天心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张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你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虽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是李宗仁一手组成的，但是选谁充任代表团成员则是得到毛泽东认同的。另外，由于中共派驻上海，以及潜伏在桂系中的同志的工作，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随时都了解、掌握全部的情况。为此，毛泽东审阅、修订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谈话方针问题给叶剑英并告林彪等人的电报时指出：
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求……谈话时应强调八条，特别是第一条。
由于毛泽东在审阅、修定这份文件之前，刚刚处理完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问题，他为了回应代表团成员江庸提出的通邮等事，遂又在此电的末尾加写了这段文字：
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叶剑英负责接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四位成员呢？首先，叶剑英是北平市市长，理应尽地主之宜；其次，叶剑英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与邵力子等人稔熟，由他出面欢宴这四位年长的贤者比较合适。由于邵力子等四人乘坐的飞机在青岛出了点事故，致使“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次日——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安抵北平机场。叶剑英等奉命赶到，给予热情欢迎和接待。
翌日——二月十五日，北平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到六国饭店拜会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黄启汉等，相互之间进行了朋友式的交谈。是日晚，叶剑英设宴款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全体成员。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出席作陪。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等起义将领。叶剑英在与颜惠庆等人的谈话中，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表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强调坚持八项条件的必要性，并指出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必须区分清楚，战犯名单并非不可改变，并以傅作义为例”。
颜惠庆是我国政坛耆宿。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是清朝第一次应试中的译科进士。从此步入政坛，官运亨通，自袁世凯的内阁总理大臣，一直到北洋政府总理、外交部长、交通总长以及驻外国大使，他几乎都任遍了！这次，又是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的长者，所以他第一个代表同行者发言，大意谓：“希望不要拿他们做谈判代表，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衷心希望中共成功，但不要操之过急，提出可否将战犯一条移后一点。”最后，他很坦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说句心里话，中共调子唱得太高了。”
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章士钊从年龄到社会地位，都是位尊第二了。他是湖南人，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是当时很有些名气的《苏报》主笔。但是在这期间，他拒绝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度成为北京学生攻击的重点对象。史家一提到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都少不了要评说章士钊几句。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挚友，同时还帮着毛泽东筹措巨资支持湖南籍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再加之他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兼杜月笙府上的客卿，说话是颇有些影响的。因此，他接着颜惠庆的话茬引发开来，略谓：“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争取桂系实属必要。”接着，他又明里暗里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
据史记载：毛泽东获悉他的老乡章士钊抬高桂系势力和作用，以及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想法不以为然，指出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同时，毛泽东又认为这四位长者的确是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做好他们的工作对国统区是有很大作用的。为此，他又给叶剑英等同志发去电文：
(一)如果四人问及李济深时，可以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到了，大家谈谈。(二)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妨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
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分别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位老人进行个别谈话。二十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北来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叶剑英市长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略谓：“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的力量……另一种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从我们的愿望来说，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改弦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
接着，邵力子先生被请起身作答：“我是四位北来老人中的小兄弟，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这种力量，工作长久下去，一定成绩可观。”
在这紧张的会谈期间，四位老人都提出拜见毛泽东主席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当即答复：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同时，他还致电叶剑英市长：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就这样，他们在刘仲华的陪同下于二十二日飞抵石家庄，并随即乘车前往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反动阵营，他还亲自给潘汉年发去密电，指示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
毛泽东深受古国文明的影响，向以尊老敬贤为美德。因此，他首先看望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位老人，并和他们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洋洋洒洒地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又很是实在地说道：“你们几位老人为了国家统一、和平而来，我首先代表共产党感谢你们。其次，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共产党一向是爱好和平的，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重开和谈的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再其次，说到南北通航、通邮、通电等具体事项，那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四位老人有什么需要我答复的，尽管提问。”
颜惠庆一生不知出席过多少次各类名目的会谈，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愉悦。当他想到此行的目的，遂又客气地问道：“我们虽然叫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但毕竟是受李代总统所委托，回去后应当向他有个交待吧？”
“你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李宗仁先生：我们同意与他的政府谈判，但必须以我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同时，还可以告诉他：要当机立断，速议速决，留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的。”毛泽东讲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但他的语气却是和缓的。
“润之，”章士钊是毛泽东的老乡长、老熟人，故直呼名字问道，“可否根据你的讲话精神，共同整理一份双方认同的材料呢？”
“可以，可以。”毛泽东边说边指着邵力子说道，“行严老，您和邵老都是老报人，又都是行文高手，我看先由四老讨论，然后由您二人代劳。最后，我过过目就行了。”
“我看就由行严老一人执笔，我可以充任敲边鼓的角色。”邵力子客气地说道。
就这样，由章士钊执笔起草了一份协议要点，经讨论，遂达成如下这八点秘密协定：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所提八条为基础；(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新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含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据史记载，毛泽东在会见颜惠庆等四位老人之后，又在刘仲华的陪同下单独拜见了章士钊先生。那天，章士钊分外高兴，请毛泽东上座。毛泽东执意不就，并以章士钊是自己的老乡长，又对中国共产党有过大恩大德等为由，请章士钊上座。接着，毛泽东又笑着对刘仲华说道：“仲华同志，你当年的大媒人——任弼时同志在等你。趁着我和行严老谈话的时机，你也去会会老上司吧！”刘仲华很是高兴地告辞离去。
章士钊一听毛泽东说话的内容，顿感大为惊诧；但是，他转念一想，毛泽东把他当作自己人，遂又感到欣慰。他望着走去的刘仲华的背景，难以致信地问道，“润之，这位李宗仁的高参是你们的人？”
毛泽东闻声笑了，接着又说：“行严老，您知道吗？您的老朋友，我的另一位老乡长杨度先生也是我们的人。”
章士钊听后只有下意识地感叹“老蒋岂能不败”！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老蒋是败定了，但天下还不能说就是我们的”。他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想请老乡长章士钊为共产党得天下帮个忙。
“行严老，您是上海闻人杜月笙府上的客卿，他历来对你是很尊重的。回去后，可以告诉他：上海解放以后，只要他和他们的青帮弟子站在人民一边，我们是欢迎的。”
章士钊是浮游宦海的老人了，一听就知道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解放上海之后，如何妥善地处理黑社会的事情了。为此，他当即答说：“我一定尽力而为之！”
诚如前文所述：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预伏了一枚很重要的棋子，那就是争取湖南政坛耆宿程潜起义。在他看来，如果能把桂系分化出来，使之走傅作义的道路，那么驻节武汉的白崇禧就很自然地把湖南、广西连成一片，断掉了蒋介石退守大西南的退路；如果白崇禧冥顽不化，坚拒解放军在湖北一线渡江南下，只要程潜能在湖南率部起义，那么就会构成对桂系退守广西的威胁。所以，他对章士钊说道：“我深知行严老和湖南家乡的父母官程潜老是多年的好友，请代我转告他：为家乡和平解放多做些工作。”
对此，章士钊心里是有数的。他不仅欣然同意，而且还明确告之：“我想程颂云是会按照你说的办的。”
“另外，我再告诉您一个消息，”毛泽东有意停顿一下，“你的老朋友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几十位志士仁人，已经到达了北平。回去后，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颜惠庆等四位为和平奔走的老人，对毛泽东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事后，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说到了对毛泽东的印象。其中，江庸老人还写了专文记述这次西柏坡之行：
这次谈话约一二个小时，毛主席并未说到目前时局，只是自由自在地漫谈，但从漫谈中，也很可以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我当时忽然联想到历史上一件故事，就是马援从隗嚣那边去见汉光武。他一见光武，就五体投地地佩服光武帝的恢廓大度。我见到毛主席时，也一样有此感想。拿此后的事实来证明，对杜聿明、康泽等人既往不咎；起义的傅作义、程潜诸人无不受到重用；从前参与国民党政权的一些人，因对国家有功，又身居要职；新中国一成立，就扩大统一战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广揽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来参与政治，其规模之恢廓，岂是汉光武所能比拟。
傅作义到达西柏坡之后，首先会见他的是周恩来。他望着周恩来那热情洋溢的样子，十分感动地说：“我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宽恕。”
周恩来通情达理地讲了傅作义的历史功过之后，明确表示欢迎他对自己的态度。接着，他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我已经和他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罢“我去看他”，遂穿上皮大衣，戴了皮帽子，坐上吉普车前往后沟招待所去会见傅作义和邓宝珊。
毛泽东与邓宝珊是老相识了，加之北平和平解放的主角是傅作义，因此，此次会见的中心人物自然也是傅作义。毛泽东亲切地握住傅作义的手，十分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这是傅作义第一次见毛泽东。过去，他从收听毛泽东的雄文中经常猜测：毛氏很可能是一位十分“了得的人物”。但是，实出他所料的是，一开口就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得这样近，遂油然生出一种敬慕感，同时还夹杂有某种愧疚感。但是，当他想到自己的地位时，又负荆请罪似地说：“毛先生，你好，我是四十六名战犯之一，我有罪。”
“你有功！”毛泽东断然地答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毛泽东这干脆的回答，打消了傅作义凝聚在心的所有疑虑。接着，毛泽东与傅作义走进会客室，分主宾落座，遂又很随便地说：“傅将军不愧是位军事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机立断，决心下得很快，没有拖泥带水。傅将军，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出乎我们预料之外，我们本来打算是想让傅将军在解放军攻城时，能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城就可以了。我原来估计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傅将军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我想中央军可能闹事，不听傅将军指挥。现在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比我估计的要好得多。”
由此，毛泽东与傅作义进行了无拘无束的交谈。在总评和平解放北平的意义的时候，毛泽东讲道：“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可以归纳三点好处：第一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这样双方打起来势必会把北平这个文明古都打得稀烂，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那些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第二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双方要是打起来，北平城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严重损失，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保住了。第三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要是双方硬打，双方的军队就会有很大的伤亡，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双方的军队也都保存下来了，双方千儿八百万发炮弹也全保存下来了。这三点也就是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傅将军立的三大功劳。”
毛泽东深入浅出，且只讲功劳的谈话，的确打动了傅作义的心，使他不能不又想起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当他想起那年打下张家口，自己口吐狂言，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共不可能在中国取得胜利，如果中共真的取得了胜利，他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以后，更是愧悔难当。故说道：“我从前对毛先生进行过直接人身侮辱，指名道姓地骂毛先生，像我这样一个旧军阀，罪恶严重的人，实难挽回，实难宽恕。”
周恩来听罢一笑，从旁解释道：“过去两军对峙，互动干戈，那是难免的事，现在已经坐到一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我们的朱总司令和贺龙同志，在旧军队中干过，现在他们都是我们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作为一段历史就算过去了。”
“既往不咎嘛，”毛泽东进一步解释道，“以前，傅将军的屁股坐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打内战是坏事，这是事实。但是，傅将军你现在的屁股已经坐到中国人民一边来了，这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人民也欢迎你，你就不必多虑了。”
毛泽东再次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接着，他们又天南海北地纵论天下大事。同时，毛泽东对邓宝珊在和平解放北平中所起的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谈到对傅作义部队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显得是那样轻松地说：“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给我？我怎么处理？还要送到绥远去，这是为什么呢？”傅作义很是不理解地问道。
“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毛泽东沉吟片时又说，“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
傅作义恍然大悟，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由此，毛泽东谈到了绥远问题：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最后，他又关切地问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傅作义愿意做什么工作？对此，傅作义似有所想法的，他答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毛泽东边问边看到傅作义微然点首，遂又说道，“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对此，傅作义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二月二十五日，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以及傅作义、邓宝珊等人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了西柏坡，告别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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