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袁世凯爱吃鸡蛋，一天能吃12个：早上4个、中午4个、晚上4个，跟坐月子的妇女似的。人家徐乾学一顿就吃50个，老袁要是知道，肯定甘拜下风。
乾隆年间，有个工部侍郎吴省钦(据说此人是大贪官和珅的死党)，他跟某将军比试饭量，一顿吃下24碗米饭，结果还是输了。他不服，第二天中午又跟那个将军比试，这回只吃米饭不吃菜，竟然吃了36碗米饭。那将军挑食，“无肴不能下咽”，只吃了20碗，就吐得满地都是，让吴侍郎扳回了一局。
再一位是道光年间的闽浙总督孙尔准。孙总督去泉州阅兵，泉州知府请客，端上100个馒头、100个蒸饺，以及一个一品锅———锅里有两只鸭子两只鸡。孙总督阅兵阅饿了，竟把那些馒头啦、蒸饺啦、鸭子啦、鸡啦，一点儿不剩全倒进肚子里去了。泉州知府惊呼，席上众客瞠目结舌，孙总督摸着肚皮说：“我阅兵两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饱耳。”敢情才刚刚吃饱。
环视当今，米饭能几十碗几十碗地吃，鸡蛋能几十个几十个的吃，馒头、蒸饺能吃上百，这样的变态级牛人还实在是找不到。这是否说明古人的饭量要比今人更大呢？我觉得未必。
我们看了建国后出土的汉代木简就知道，西汉时期，边疆士兵每月口粮是“三石三斗三升粟”，平均一天11升小米，而且还是没有脱壳的小米。这里的“升”是指汉朝小升，折合今天120毫升，11升无非也就1.32公升而已。1.32公升没脱壳的小米，能出一斤五两小米就不错了。这么点儿口粮，除了养活自己，还得养活家人，说明汉朝士兵及其家人的平均饭量决不会比今人强到哪儿去。
《汉书·匈奴传》载，西汉末年，干重活儿的壮年男子300天内平均要吃18石大米。300天吃18石，一天只吃6升。汉朝的“升”是200毫升，6升是1.2公升。1.2公升米，大约重一斤半。我记得我读大学时，寒假出去勤工俭学，在工地上刷涂料，一天也能吃一两斤米，这还不算早上吃的馒头、中午吃的面条，以及晚上吃米饭时就的菠菜豆腐什么的。
至于那些不干重活儿的古人，饭量就更小了，《四友斋丛说》卷10记载，明朝成化年间国子监祭酒章懋一家10口人，不算小孩，每人“日食一升”。明朝一升是 980毫升，装米刚刚一斤。章懋一生节俭，严禁家人买肉以及吃零食，一人一天一斤米，最多只能补充两千大卡的热量，对现代人来说，这么点儿热量只是仅仅刚够维持生命。
清朝初年有个著名美女董小宛，每天只吃两餐，每餐只吃“水芹数段，豆豉数粒”，然后喝一小杯清茶，就开始打饱嗝。董小姐吃这么少，绝非为了减肥，恰是天生饭量小的缘故。
所以古人饭量并不比今人大，徐乾学、吴省钦和孙尔准等人只是非常鲜见的个案。事实上，如果不是非常鲜见，史学家也不会郑重其事地把一个人的饭量记下来，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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