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设计校徽的大学，这与其悠久的历史和掌舵者的文化抱负不无关系。创立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并催生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现代学制——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1912年5月15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位以“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为圭臬的浙籍人士，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推动了北大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使北大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北大虽然“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在现代的延续，但是并没有校徽这一新生事物，亦即没有专属自己的旌旗标识，学生与教工出入极不方便。蔡元培上任后的第二年，即1917年，即出面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1917年的鲁迅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完全是两种状态，他每天到教育部上班，下班后便躲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抄写古碑，这一年鲁迅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购旧拓本、买汉画像、搜集古镜等事。半隐居的鲁迅常常感到孤独和愁闷，他说自己:“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这并不等于鲁迅处于沉沦之中，他的心中燃着向往民主科学的火焰。接受蔡元培委托后，鲁迅便着手设计北大校徽，并于8月7日“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简洁的轮廓给人现代的感觉。“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象。徽章用中国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笔画安排均匀合理，排列整齐统一，线条流畅规整，整个造型结构紧凑、明快有力、蕴涵丰富、简洁大气，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同时，“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被刘半农戏称作“哭脸校徽”，但鲁迅将校徽图样寄交蔡元培后即被北大采用，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又因历史原因长期弃用，上世纪80年代又重新使用。2007年6月，北京大学发布《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正式推出修改后的北大校徽标识，这一标识正是在鲁迅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而来。

　　从鲁迅日记可知，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前后，曾与蔡元培有几封重要的通信，惜乎今已散佚，无法探知鲁迅设计北大校徽的初衷和设计过程中的细节。但当年蔡元培为什么要请鲁迅而不是其他美术专业人士设计校徽，完全可以从蔡元培和鲁迅交往的过程中得到钩证。

　　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前者比后者大13岁。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为朝廷翰林院学士的蔡元培是后学鲁迅的师长和伯乐，身为教育总长或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则是鲁迅的上级。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力荐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后，便开始延揽人才。蔡元培对推荐鲁迅的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鲁迅从绍兴进教育部后，二人由此结识、订交。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总是恭敬地起于“鹤庼先生左右”，收于“专此敬请道安”，署以“晚周树人谨上”，不敢有一丝一毫马虎。鲁迅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事宜。虽然鲁迅在那里上班的最初感受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但是，在蔡元培的提携下，鲁迅开始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重要，倘若“没有沉沦官场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绝望心情下的魏晋感受，没有勃兴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没有亦官亦教的双栖经历，就不会有狂人的一声凄厉，又何来《彷徨》的复杂心态，在心灵的废园里将难见疯长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国小说史略》。尤其不堪设想的是，文学热情一旦退潮，透支的沙滩上会留下些什么，就怕是什么也不能生长，什么也不可建造。”(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鲁迅借此触摸到了生活的质地。可以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携，鲁迅的人生也许就得改写。郭沫若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此言很有见地。无论在行政隶属关系上，还是在人情世故上，后学鲁迅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蔡元培所托效力。

　　蔡元培托鲁迅设计校徽，是对其美术功底与美学主张的信任与首肯。鲁迅一生虽然没有专事美术，但自幼喜爱美术，有着很好的美术训练，比如用“明公纸”描摹绣像小说等。鲁迅是现代美术的旗手，他领导的左翼木刻运动即使放到同期西方大景观中也毫不落伍，很多精神和品质在今天都不过时。鲁迅非常重视美术教育，1913年，他在任职教育部佥事期间，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显示出了对美学源流的深入了解，集中阐述了对美术教育的观点，认为“美术之用”在于“表见文化”、“辅翼道德”和“救援经济”，指出:“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多方面阐明播布美术的重要性，主张将美术“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鲁迅的这些主张与蔡元培的主张不期而遇，与蔡氏可谓心有戚戚焉。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曾派王家驹筹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以“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蔡氏对鲁迅的美学见解极为首肯，便指派其讲授《美术略论》，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蔡元培被迫辞职后，新任总长竟把“美育”删除，代之以道德教育，鲁迅对此感到极为愤恨:“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黄裳先生认为鲁迅在美术园地的辛勤耕耘与他在《自由谈》上所写的战斗杂文，“几乎是双峰并峙的同样的战斗工作”，此言极确。正是由于鲁迅不俗的美术功底以及蔡元培与鲁迅在美育方面的心思相通，使蔡氏毫不犹豫地把设计校徽的重任托付给了鲁迅。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正是“五四”前夜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对人的价值、尊严、个性与创造精神进行肯定与张扬的表现。这一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思想潮流体现在鲁迅的平面设计上，便以大气、简洁的形式诠释着北大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成就了现代标识史上的经典作品。“北大者，为囊括大典，包罗万众之最高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蔡元培)其时还处于蛰伏期的鲁迅是抱着对北大的期望，抱着对改造旧社会的热切期望设计北京大学校徽的，并以此反映了“五四”前夜的时代风潮。

　　1925年，北大建校27年的时候，鲁迅写了一篇短文《我观北大》，发在1925年12月的《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上，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北大的态度:“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并且坚信“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鲁迅关于北大的这段文字，几乎可以看成是对北大校徽的文字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