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黎先后收到霍维夫人的未具名函和柯尔转交的呼救名片后，即遂与孙中山的另一位好友孟生奔走营救，他们多次到伦敦警方和英国外交部要求英政府进行干涉，并且还亲自到公使馆要求放人，均无结果。但在康德黎和孟生的再三要求下，英警方同意派警员与康、孟雇用的私家侦探一起监视清公使馆，以防孙中山被偷运出公使馆。

　　22日一大早，康德黎和孟生拿着孙中山写的便条到老贝利街向伦敦刑事法院指控中国公使馆违反“人身保护法”，但法官莱特认为该指控理由不充分，未予受理。然而，这一消息被守候在法院的《地球报》记者听到了。《地球报》在当晚就刊登了孙中山被清公使馆诱捕的消息，伦敦各报记者随即进行采访，次日均报道了这一事件，引起英国各界强烈反应。公众舆论一致同情孙中山，谴责公使馆的卑劣行径，英国朝野也对此极表关注。

　　“23日，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出面照会清公使馆，要求依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立即释放孙中山。当天下午4时30分，孙中山终于获释。1897年，孙中山唯一英文著作《伦敦蒙难记》在英国出版，揭露了事件真相。”

　　康德黎后人：

　　“那次行动改写了中国历史！”

　　几经周折，记者终于找到康德黎曾外孙斯维尔特先生。“直到今天，康德黎解救孙中山的故事仍是我们整个家族的荣耀！在家族中，这段关于东西方学生和老师俩的故事被一代代流传。”

　　斯维尔特说，“我要让我孩子们知道，曾外祖父那次拯救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说，百多年前那次行动，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改写了中国历史。”

　　>>日本篇

　　日本“虬髯客”促成孙黄双雄会

　　1905年8月20日，经过多方筹备，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终于在东京召开，出席会员有100余人，包括国内14个省籍的人士。灾难深重的中国，经过无数仁人志士艰辛的探索，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有了一个指导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有了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孙中山。同盟会把原来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统一为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有力推动了当时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加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步伐。百年辛亥，人们今天仍在不断试图挖掘当年在东京发生的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始末。

　　谈到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世人都将孙黄并立为最佳组合。但是孙中山与黄兴结识并走到一起，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被孙中山称为日本的“虬髯客”的宫崎滔天。

　　据《孙中山传》，1897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结识的第一位友人就是宫崎滔天，当时孙中山31岁，宫崎滔天28岁。宫崎滔天在所著《三十三年之梦》中记载与孙中山首次见面的印象时写道，他“思想高尚，识见卓越，感情诚挚，抱负远大，如此人物，日本能有几人？他是东亚之珍宝。我从此开始敬佩他”。

　　关于由宫崎滔天促成的孙黄“英雄会”，多种版本的孙中山传记都有记载：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目的十分明确：“先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召集同志，合成大团(成立联合组织)，以图早日发动。”在横滨逗留了几天，　孙中山便赶到东京去。经宫崎滔天介绍，他首先拜访了黄兴。

　　事后，宫崎滔天回忆道：“我们在外边等了一会，黄兴、张继、宋教仁和末永节四人都到齐了。黄兴把大家带到神乐坂上面的凤乐园饭馆，一起见了面。我和末永节不大懂支那话，只好干看着黄兴等人边喝酒边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后来他们的谈话渐渐停了下来。最后大家举杯祝贺。”

　　1905年7月，孙中山重抵日本。7月30日下午，孙中山同来自17个省的革命志士70多人在东京赤坂区内田良平住所、东京黑龙会会址开会，讨论发起新的革命团体问题。经过讨论，定为中国同盟会。

　　在“中国同盟会”的名称确定下来后，孙中山即席起草了盟书。黄兴提议“请赞成者立誓约”，会场变得一片寂静。这时候，刚从湖南到来的曹亚伯率先站起说：“大家主张革命，才来这里；如果不主张革命，何必来呢！”他走到桌旁，执笔蘸满墨水写上“曹亚伯”三个大字。大家拥到桌边，依次签名。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