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国史静思录》，李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0
一 毛泽东一桩未了的心愿
从1969年召开中共“九大”之日起，如何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提上了议程。在此以前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都因为条件不成熟而作罢。
在毛泽东看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解决了刘少奇的问题，全国也建立了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再经过“斗、批、改”，这个运动就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因此，他向中共“九大”提出了这样的希望：“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毛泽东的希望落了空。他没有料到，党面临的是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斗争，其始作俑者正是那位“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陷入极大的痛苦和自责之中。然而，毛泽东毕竟是饱经风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非凡的毅力尽力弥补已经觉察的过失，积极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周恩来在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提出了要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这使结束“文化大革命”有了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看法不同。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右。他还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尽管周恩来是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提出要批极“左”思潮的，但是，这个口号本身，毕竟触及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等深层问题，这不但是靠“文革”起家的江青等人所不能容忍的，也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定。接踵而来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又把中国卷入了无休止的动乱之中。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努力再次落了空。
1973年起，毛泽东多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结束“文化大革命”。事实证明，这只是空想。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提议要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婉言拒绝了这个提议，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年年底，毛泽东批准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之中。
毛泽东真诚地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却无力回天。他曾经无奈地形容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产生这种巨大矛盾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不仅不愿意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始终认为这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纯洁性、战斗性所必需的。他讲过，他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小岛上去，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见“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看到并且亲自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包括像“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样重大的错误，但却始终坚持“三七开”的结论。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三起来呢？这时，毛泽东已经不能正视错误，否定自我，像以往那样奇迹般地从困境和曲折中走出来。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像毛泽东这样的时代巨人，同样不能超越历史的局限。结束“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为毛泽东的一桩未了的心愿。
1984年邓小平在国庆节35周年庆典上讲话
二 邓小平的整顿
当历史走进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不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无法结束“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曾经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邓小平整顿的纲领是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的一次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说：“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随后，他又要人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总纲》)，对“三项指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总纲》虽然重复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容，重复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结论，但是把锋芒对准了极“左”思潮及其表现——拉山头、打派仗，并批驳了盛极一时的所谓“造反”、“反潮流”精神，剥掉了极“左”思潮的马列主义外衣。
尤其重要的是，《总纲》集中批驳了极“左”理论家挥舞的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和关于社会生产力标准的观点。《总纲》援引列宁的话：“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又引用了毛泽东讲过的话：“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接着指出：“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这实际上是1975年整顿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全党的大局。会后有人说，这是“复辟纲领”。
就这样，一场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变革，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这场变革，来得突然，但却有纲领、有理论、有步骤、有策略。从1975年2月9日开始，邓小平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农村工作座谈会等一系列座谈会议，并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开始了全面整顿。
邓小平大胆地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顿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他还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但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党、政、军、民、学等各个方面有了新的气象，长期受到极“左”思潮压抑的知识分子开始扬眉吐气。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同江青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迫使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书面检讨。这件破天荒的稀罕事，极大地打击了极“左”思潮的气焰。
1975年底，正当整顿逐步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系统纠正的时候，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提出：“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还对整顿的纲领提出尖锐批评，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且再次重申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评价，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就这样，一场整顿与变革，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扼杀了。接下来，是一场很不得人心的大批判运动。然而，这次整顿唤醒了人们长期受到极“左”思潮压抑的理性思考，促使人民群众朦胧地感到了中国未来的方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判火焰，实际上为彻底否定自身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批判越猛烈，不满和反抗就越强烈。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977年8月12日中共“十一大”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左起)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在主席台上（资料图）
三 “柳暗花明又一村”
1976年，是中国人民悲喜转换的一年。这年伊始，周恩来总理病逝。接着，众望所归的邓小平，在主持了周恩来的追悼会以后，被再次打倒。随之而来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浪潮。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毛泽东没有让江青集团染指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
从1月到4月，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各种活动有增无减。4月5日清明节前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
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都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但是，他们最终逃不脱群众运动的惩罚。这是人民的抗争。
“四五运动”绝非偶然。它是林彪事件以来，人民群众对极“左”思潮多年观察反省的结果。这场运动，集中地表现出人民对极“左”思潮的代表者——江青集团的痛恨，表现出人民群众对党内健康力量的代表者——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怀念和呼唤。为了表达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意志，许多人甘冒受批判、被关押的风险，以各种方式发表意见。
“四五运动”虽然被平息了，但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愿望并没有消失。它使中共中央领导层的相当一批人看清了人民的意志。并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再次作出了错误的决断。他在听取了关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汇报后表示：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好。性质变了。他还提出：开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但是，毛泽东在作最后一次重大人事安排时，仍然没有让江青集团染指党政军大权，而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尽管他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在人民心中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人民深切地悼念他为共和国立下的不朽功勋。同时，毛泽东的去世，也为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这场内乱，铺平了道路。用叶剑英的话说，人们没有了“投鼠忌器”之虞。
毛泽东去世后不久，一场党内健康力量同极“左”思潮的最后保垒——江青集团的总决战，终于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场较量，实际上是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同江青集团斗争的继续。斗争的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江青集团，“文化大革命”终于以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局，表面看富于戏剧性，却揭示了历史的必然。
实际上，这个结局本身，正是10年生聚的必然结果。“文化大革命”10年间，人民群众和党内健康力量同极“左”思潮的斗争较量，从来就没停止过。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挫折，使人们逐渐悟出一个道理：不彻底否定极“左”思潮，“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这样，就使得人民的抗争开始进入更高的形态：否定“文化大革命”。促使人民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正是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在邓小平同江青集团的较量中，邓小平暂时被打倒。但是，他却因此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四人帮”表面看是胜利者，却从此彻底脱离群众。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