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2期，原标题为“言有易，言无难：再谈‘毛罗对话’”

　　一时沸沸扬扬的“毛罗对话”——1957年7月，罗稷南在上海询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有了黄宗英的“亲聆”之后（《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可贵的是还配有一张现场照片），从一个史家的角度看，已经可以“定案”了。但若从史学的角度看，则还有些话可说。
　　首先，是黄宗英先生所谓“孤证”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便只有“孤证”，她当不当说？说了又管不管用？
　　当初黄先生的律师史保嘉说起这事，我即表示，“孤证”，在黄先生的立场，倒无须考虑；一件事讲得有没有道理，当由史家去评定，是属于史家的问题。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好比当庭对质，原告的举证是否有理当由法庭评定，他只管讲他的理由就是了，别的则不必管。
　　我还想转告黄先生的是，过去人们重视，甚至是单一地依赖文字史料，现在“口述历史”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治当代史，并不能只靠文字史料（直到现在，经某书“广泛查询”而不收录的事情还是常见的），无论是政治史还是社会史，都不能不依靠口说的史料，哪怕仅是一个“小人物”，讲的只是“乡里琐谈”。这是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和新的潮流。
　　其次，还得从《百年潮》2002年第9期那篇反驳文章说起。该文通过大量“考据”，斩钉截铁地认为“毛罗对话”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原因倒不是毛有无机会来上海（这是对话的地点），也不是他在1957年曾否来过（这是对话的时间）；而是罗稷南这样一个“小人物”，他哪里“够胆”向毛讲这些话（所谓并非“锋芒毕露”之人）？又有什么资格这样讲话（“同毛泽东有多熟悉”）？一句话，“以（罗）这样的性格，又看不出他同毛泽东有多深的交往，很难想象他在7月7日晚上那次座谈的大庭广众之下能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具有潜在的威胁性’的话题来”。
　　事后看来，所有这些推论，哪有一句能站得住？
　　在我（一个历史学者）看来，这件事的重要性，正在于它连带着一个史学上的道理，即对于一个历史事件，证明它“有”，则易；证明它“没有”，却很难。
　　使我想到这一问题的，是多年前（大约1994年）俄国著名的中国通、外交家和史学家齐赫文斯基来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在阅读了已经解秘的档案材料之后，可以断定，苏共当初并未反对过中共渡江“解放全中国”。
　　这是不是太“轻巧”了？轮到大家提问，我便提了几点，算是“矫情”一番——毛与若干中共领导人为何在这个问题上要公然“骗人”（“好长脸”么）？翻译师哲没听说过，是否即可表示苏联人没有说过（当时五大书记中至少刘少奇、任弼时二人俄文都有相当功底）？更关键的问题却在于：档案里没有的，事实上就一定没有吗？　　其实，这并不是我“发明”的道理，而是有一句老话，就叫做：“言‘有’易，言‘无’难”。说来话长，1927年王力（语言学家）在清华做研究生论文时，他的指导教师赵元任即为他批了这几个字。据说，这成为王先生的座右铭，一辈子受用不尽
　　这个论点，正点出了前述《百年潮》文章的“不讲理”处。该文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它引述了毛泽东一段话（讲述时间“待考”，但已收录于《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里）：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又不敢写……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
　　以我浅薄的经验来看，这段话没准倒可以证明毛确实谈过“要是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一问题。它与本文开头所引那段对话的区别，也没有那么大——如果再考虑到这种文本在发表前还要经过多少道修饰、修改的话。
　　毛为什么要在那36个文人、知识分子面前讲这番话？这或许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想，可能还是与他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朋友”有关，所以他才“率性任情”地讲了；换了另一个场合（如在党的会议上），则不大可能（大约也不会有类似的提问）。毛是哪一种人物，我们不好随便定义，但他决不是“寻章摘句”的“腐儒”，也不是什么“文秘”。我想对这样一些基本的判断，我们都不该会错了意。
　　最后我想说的是，黄先生所说，恐怕并非“孤证”。《书摘》（2002年第12期）有一篇罗稷南侄子陈煌的文章即曾谈及此事。所以周大公子海婴知晓此事，其来路自不止一处——读者一查，便知分晓。
　　刚刚又读到一段文字，据说，1936年初鲁迅曾对共产党人冯雪峰说：“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
　　但它若只是一个“孤证”呢？我想只好引用如下的话，以示吾道之“不孤”：
　　有人铁口断言孤证没有说服力，但我相信在某些情况下，孤证是假象世界里唯一的真实。
　　在我看来，这种问题不知还会碰到多少次，是为此文，以就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