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住院部是个和外界不搭界的地方。这里干净，散发着84的气味，白色帘子把阳光都遮住，下午，人都睡思昏沉。
病房里有三张床。我婆婆靠门，中间床是个老妇人，和她一天进来。她们都已经住了半月余。靠窗子的六号床则一直在换人。
起先是个形容枯槁的中老年女性，陪同的年轻男性，我开始猜是她儿子。后来才惊讶地得知她只有34岁。她得了严重的红斑狼疮，头发掉了很多，剪得很短，黄黄的脸上有不均匀的红斑。
有天晚上她刷牙之前，叫丈夫把盥洗台的镜柜打开。我先去洗手，顺手把镜柜又关上了。她拿着牙刷，不小心照到镜子，小声惊叫“哎哟！”声音里满是惊恐和厌恶。
她丈夫长得不错。而她大眼睛，小尖脸，没得病之前，脸色红润之时，也该是个美女。从前，一定是漂亮的一对。
我坐在里面床边看书，感到她在打量我，抬起头来，她把目光移开了，怔怔望着窗外。
她没几天就出院了，他丈夫告诉我家人，她可能熬不过去了。
接着来了个年轻男孩，只有16岁。得了罕见的恶性淋巴肿瘤，左肩已经开了一刀，腰侧也挨了一刀，但是肿瘤细胞可能还在扩散。他细长白皙，正是一个16岁正在抽条的清秀男孩的模样儿。家长都陪护在床头，爸爸妈妈奶奶以及所有亲戚。他老是坐在床上，一条腿支着，肩膀缩着，把mp4放在床上，安静地低头看电影。也就是一个16岁男孩的做派。他父亲瘦小干枯，有点秃，架着副金边眼镜，简直可以被拉来做一幅叫《愁苦的中年人》的画的主角。他很镇定地对我家人说，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上周五，这少年转到血液科去了。
这么年轻！在医院，看到那么多老到活着已经是屈辱的老年人，你会觉得，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不匀一点时间给他！为什么不呢！就连我婆婆，我深心里也隐约觉得她该分给他一点。
后来六床又住进来一个胖大的老太太，是胃部长瘤开刀的。一双儿女陪着，都是身形雄壮，嗓门如雷鸣。周末亲戚来探望，个个都很胖大，就连小朋友也有铁塔般的身形。真是巨怪家族啊！刚好这时候电视正在放《水浒传》，演到鲁智深拳打郑关西，让人觉得鲁智深根本就是他家一份子。晚上洗澡的时候，老太太也不进洗手间，就在盥洗台前脱光光，展览她硕大的光身子以及背上“斜背一口宝剑”般的长长伤口，一点也没觉得不好意思。
可是早上，她坐在床头，压低嗓门读佛经，手上的经卷都翻旧了。我一下子就不讨厌她了。读佛经总是好的。
病房外面走廊有一块空地，放着两张圆桌和椅子，有时候我就坐在外面看书。隔壁病房里有个不能动弹的老头，有时候会发出呼噜呼噜的痰声，在安静的住院区，声音大得怪异，一波一波如钱塘涨潮，仿佛这是他唯一的生命运动。早上我打水的时候路过，门大开着，护工正在替他擦洗下身，屎尿味传来。
那一天我在医院就没有吃下任何东西。
寿多则辱，就是说这种情形吧。
为什么要活着呢？难道延续生命本身，就是活着的目的吗？ “活下去”这件事，就这么重要吗？比尊严还重要吗？活到自己都没有力气的时候，是不是就无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呢？一百岁的巴金在病床上痛苦地请求：“让我死吧”，可是国家不让。
Malingcat说她有个朋友去做临终护理，结果得了忧郁症。病房真的比一个健康的人可以想象的要更残酷。小转铃却在学习临终关怀——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但我只是个普通人。
陪护的时候，我坐在婆婆的病床、壁柜和床头柜形成的凹形空间里。陪床其实非常无聊，病人很多时候在睡觉，事件密度非常之低，和挤公交、排队的情形很像，韩松落形容过，这是“赤裸的、干燥的、火星表面一样静止的时间”。
有两个下午我把手头书都看完了，连《中国民盟》这种杂志都从头翻到尾，病人在睡觉不能开电视，在挂水无法走开，唯一能做的就是发呆，而在这里发呆，也让人感到痛苦。
有一天看的是库切《彼得堡的大师》。谁要看一个丧子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沉痛自白啊！真tm郁闷！再加上借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主角，有种画皮之感，更加沉重、怪异、让人不快。
又一天看了《死神的精确度》，就很喜欢。我想，这是因为伊坂幸太郎是东方人的缘故。西方人看待生死，总很难这样辽阔而平静，在他们的观念里，死是直线型的，要不通向天堂，要不就临着深渊。而以东方人的禅意的看法，“爱如死之坚强”，死，平等观之，也如爱之坚强。
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我也是在病床前读完的。看了第一篇讲母亲，第二篇讲父亲的，喉头就哽咽了。一直我读书都是豺狼虎豹速度，可是这一本，惜它太薄，居然是很慢很慢地读完了。
他可以用很简单、很简单的笔，写一个很复杂、很曲折的故事。就像《道德经》里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他的文字是简单空疏，像个大白瓷碗，这个碗里面，盛放的是很重很重的东西。
他的小说，一点都不挑战人的理解力，就算放到《故事会》和《知音》里面都没有违和感。从前白居易写诗，都是要读给老婆婆听的，老婆婆都听得懂，才是好东西。
书里有恋爱故事。有孱弱的小兵，和一个妓女恋爱，为她不惜和强壮的班长打架。有画广告画的少年，每当街头风声紧的时候，老鸨会把雏妓藏在他们屋子睡觉的顶棚，透过木板，女孩子看他画画，这种气氛也是美好的。
更多的是生死故事。爸爸妈妈的，兄弟的。最难忘的是《茄子》。他当小兵的时候，一个士官长撞火车自杀，尸体散落在方圆两三百米，太阳慢慢白热起来，尸臭慢慢浓烈起来，他看守了一天，赶走野狗，又跟着个专事收尸的老汉一点点捡回来。当晚看到茄子大吐，三十五年都吃不下茄子。
他说自己捡完尸体送回营部之后，开始发高烧，烧了七天差点死掉。副营长叫人扶着他去集合场，当着众人，指天大骂：“是这孩子守着你一天，不让你进了野狗的肚子，是这孩子盯着，一块不少地把你找回来，你不知足、不感恩……你有不平就他妈的来找我……你再不让这孩子平安，我明天就把你的骨灰倒进猪圈里喂猪！你看我敢不敢！”
于是他就渐渐康复了。副营长还把这个士官长的一把铁梳子留给他作纪念：“这家伙也没留下什么像样的东西，我捡了一样给你，让他保佑你一辈子。”
多年之后吴念真写了一个老兵娶少妻、一番波折之后获得圆满结局的剧本，想起这个自杀的士官长，给剧中人物也起名叫“老莫”。再后来，居然梳子就找不到了。
后来，“五十几岁以后，我好像遗传了妈妈当年的毛病，嗅觉慢慢丧失，或许是这样吧，这两三年我已经可以安心地接受茄子……“
即使是这样的故事，充满了各种无法磨灭的苦难的气味和细节，你看了也不觉得恐怖或是恶心。就是好像听完了一个好故事，可以好好睡觉了……也许就是因为他作品的气氛吧。那是温柔的，安心的，甚至轻盈的气氛。
他的故事若用三个字来概括，就是“有情义”。生也好，死也好，都是这样被珍重温柔地对待，他对人，对事，对回忆，都是有情义的。他是有热泪的，但是不像马景涛那样飙出来。这么久过去，在那片浩瀚的黑暗中，我又想起了你，往事如鲜花开满原野。
年轻时候，我们总是急急要去表达什么，努力要一鸣惊人，死亡正是个好题材，因为觉得死亡刺激、神秘、旷远。那些动不动就死人的青春小说，那些因为主题苍白无力而格外考究辞藻、格外大声疾呼的作品……声嘶力竭的摇滚，是演给恐慌着但却未曾经历的人看的。
渐渐知道，这样重大的主题，就是该轻声说的。真正懂得的人，真正经历过苦难的人，懂得什么叫作娓娓道来。就像吴桑这样。重的东西，要轻轻地拿，轻轻地放。
群山一片沉寂
树梢微风敛迹
林中百鸟缄默
稍待你也安息
病房里有三张床。我婆婆靠门，中间床是个老妇人，和她一天进来。她们都已经住了半月余。靠窗子的六号床则一直在换人。
起先是个形容枯槁的中老年女性，陪同的年轻男性，我开始猜是她儿子。后来才惊讶地得知她只有34岁。她得了严重的红斑狼疮，头发掉了很多，剪得很短，黄黄的脸上有不均匀的红斑。
有天晚上她刷牙之前，叫丈夫把盥洗台的镜柜打开。我先去洗手，顺手把镜柜又关上了。她拿着牙刷，不小心照到镜子，小声惊叫“哎哟！”声音里满是惊恐和厌恶。
她丈夫长得不错。而她大眼睛，小尖脸，没得病之前，脸色红润之时，也该是个美女。从前，一定是漂亮的一对。
我坐在里面床边看书，感到她在打量我，抬起头来，她把目光移开了，怔怔望着窗外。
她没几天就出院了，他丈夫告诉我家人，她可能熬不过去了。
接着来了个年轻男孩，只有16岁。得了罕见的恶性淋巴肿瘤，左肩已经开了一刀，腰侧也挨了一刀，但是肿瘤细胞可能还在扩散。他细长白皙，正是一个16岁正在抽条的清秀男孩的模样儿。家长都陪护在床头，爸爸妈妈奶奶以及所有亲戚。他老是坐在床上，一条腿支着，肩膀缩着，把mp4放在床上，安静地低头看电影。也就是一个16岁男孩的做派。他父亲瘦小干枯，有点秃，架着副金边眼镜，简直可以被拉来做一幅叫《愁苦的中年人》的画的主角。他很镇定地对我家人说，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上周五，这少年转到血液科去了。
这么年轻！在医院，看到那么多老到活着已经是屈辱的老年人，你会觉得，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不匀一点时间给他！为什么不呢！就连我婆婆，我深心里也隐约觉得她该分给他一点。
后来六床又住进来一个胖大的老太太，是胃部长瘤开刀的。一双儿女陪着，都是身形雄壮，嗓门如雷鸣。周末亲戚来探望，个个都很胖大，就连小朋友也有铁塔般的身形。真是巨怪家族啊！刚好这时候电视正在放《水浒传》，演到鲁智深拳打郑关西，让人觉得鲁智深根本就是他家一份子。晚上洗澡的时候，老太太也不进洗手间，就在盥洗台前脱光光，展览她硕大的光身子以及背上“斜背一口宝剑”般的长长伤口，一点也没觉得不好意思。
可是早上，她坐在床头，压低嗓门读佛经，手上的经卷都翻旧了。我一下子就不讨厌她了。读佛经总是好的。
病房外面走廊有一块空地，放着两张圆桌和椅子，有时候我就坐在外面看书。隔壁病房里有个不能动弹的老头，有时候会发出呼噜呼噜的痰声，在安静的住院区，声音大得怪异，一波一波如钱塘涨潮，仿佛这是他唯一的生命运动。早上我打水的时候路过，门大开着，护工正在替他擦洗下身，屎尿味传来。
那一天我在医院就没有吃下任何东西。
寿多则辱，就是说这种情形吧。
为什么要活着呢？难道延续生命本身，就是活着的目的吗？ “活下去”这件事，就这么重要吗？比尊严还重要吗？活到自己都没有力气的时候，是不是就无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呢？一百岁的巴金在病床上痛苦地请求：“让我死吧”，可是国家不让。
Malingcat说她有个朋友去做临终护理，结果得了忧郁症。病房真的比一个健康的人可以想象的要更残酷。小转铃却在学习临终关怀——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但我只是个普通人。
陪护的时候，我坐在婆婆的病床、壁柜和床头柜形成的凹形空间里。陪床其实非常无聊，病人很多时候在睡觉，事件密度非常之低，和挤公交、排队的情形很像，韩松落形容过，这是“赤裸的、干燥的、火星表面一样静止的时间”。
有两个下午我把手头书都看完了，连《中国民盟》这种杂志都从头翻到尾，病人在睡觉不能开电视，在挂水无法走开，唯一能做的就是发呆，而在这里发呆，也让人感到痛苦。
有一天看的是库切《彼得堡的大师》。谁要看一个丧子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沉痛自白啊！真tm郁闷！再加上借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主角，有种画皮之感，更加沉重、怪异、让人不快。
又一天看了《死神的精确度》，就很喜欢。我想，这是因为伊坂幸太郎是东方人的缘故。西方人看待生死，总很难这样辽阔而平静，在他们的观念里，死是直线型的，要不通向天堂，要不就临着深渊。而以东方人的禅意的看法，“爱如死之坚强”，死，平等观之，也如爱之坚强。
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我也是在病床前读完的。看了第一篇讲母亲，第二篇讲父亲的，喉头就哽咽了。一直我读书都是豺狼虎豹速度，可是这一本，惜它太薄，居然是很慢很慢地读完了。
他可以用很简单、很简单的笔，写一个很复杂、很曲折的故事。就像《道德经》里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他的文字是简单空疏，像个大白瓷碗，这个碗里面，盛放的是很重很重的东西。
他的小说，一点都不挑战人的理解力，就算放到《故事会》和《知音》里面都没有违和感。从前白居易写诗，都是要读给老婆婆听的，老婆婆都听得懂，才是好东西。
书里有恋爱故事。有孱弱的小兵，和一个妓女恋爱，为她不惜和强壮的班长打架。有画广告画的少年，每当街头风声紧的时候，老鸨会把雏妓藏在他们屋子睡觉的顶棚，透过木板，女孩子看他画画，这种气氛也是美好的。
更多的是生死故事。爸爸妈妈的，兄弟的。最难忘的是《茄子》。他当小兵的时候，一个士官长撞火车自杀，尸体散落在方圆两三百米，太阳慢慢白热起来，尸臭慢慢浓烈起来，他看守了一天，赶走野狗，又跟着个专事收尸的老汉一点点捡回来。当晚看到茄子大吐，三十五年都吃不下茄子。
他说自己捡完尸体送回营部之后，开始发高烧，烧了七天差点死掉。副营长叫人扶着他去集合场，当着众人，指天大骂：“是这孩子守着你一天，不让你进了野狗的肚子，是这孩子盯着，一块不少地把你找回来，你不知足、不感恩……你有不平就他妈的来找我……你再不让这孩子平安，我明天就把你的骨灰倒进猪圈里喂猪！你看我敢不敢！”
于是他就渐渐康复了。副营长还把这个士官长的一把铁梳子留给他作纪念：“这家伙也没留下什么像样的东西，我捡了一样给你，让他保佑你一辈子。”
多年之后吴念真写了一个老兵娶少妻、一番波折之后获得圆满结局的剧本，想起这个自杀的士官长，给剧中人物也起名叫“老莫”。再后来，居然梳子就找不到了。
后来，“五十几岁以后，我好像遗传了妈妈当年的毛病，嗅觉慢慢丧失，或许是这样吧，这两三年我已经可以安心地接受茄子……“
即使是这样的故事，充满了各种无法磨灭的苦难的气味和细节，你看了也不觉得恐怖或是恶心。就是好像听完了一个好故事，可以好好睡觉了……也许就是因为他作品的气氛吧。那是温柔的，安心的，甚至轻盈的气氛。
他的故事若用三个字来概括，就是“有情义”。生也好，死也好，都是这样被珍重温柔地对待，他对人，对事，对回忆，都是有情义的。他是有热泪的，但是不像马景涛那样飙出来。这么久过去，在那片浩瀚的黑暗中，我又想起了你，往事如鲜花开满原野。
年轻时候，我们总是急急要去表达什么，努力要一鸣惊人，死亡正是个好题材，因为觉得死亡刺激、神秘、旷远。那些动不动就死人的青春小说，那些因为主题苍白无力而格外考究辞藻、格外大声疾呼的作品……声嘶力竭的摇滚，是演给恐慌着但却未曾经历的人看的。
渐渐知道，这样重大的主题，就是该轻声说的。真正懂得的人，真正经历过苦难的人，懂得什么叫作娓娓道来。就像吴桑这样。重的东西，要轻轻地拿，轻轻地放。
群山一片沉寂
树梢微风敛迹
林中百鸟缄默
稍待你也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