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资料图）
本文摘自《文摘周报》，作者：佚名，原题：胡耀邦与当代中国变革
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日。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谁也不能回避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这场伟大变革，因为这场变革深深地改变了中国。在研究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时，谁都不能回避一个名字——胡耀邦。
他开动了中国改革的破冰船
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的话都被当做判断一切事情是与非的最高标准。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开学。几百名学员是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学习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革”以来的党史。当时在党校主持工作的是第三副校长胡耀邦，他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还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有人认为，判断是非有两个标准：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实践。有人认为，应该只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实践。于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由孙长江执笔，着手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唯一”。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也写了同样内容的文章给光明日报，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安排胡福明与孙长江一起修改。为了扩大影响，准备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审定。汪东兴和华国锋一样，也是坚决主张“两个凡是”的。为了绕过汪东兴，他们决定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见报。胡耀邦同意了这个想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1978年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最后审定者胡耀邦承担了这篇文章的政治风险。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版转载，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后，不少省市报纸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一发表，好像爆发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有人欢呼，有人愤怒，有人觉得推倒了压在头上的大山，有人觉得是挖了祖坟。
在当时，“凡是派”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上纲上线的批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攻势。胡耀邦的处境十分危险。
邓小平坚定地支持了胡耀邦。邓小平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第23天，邓小平公开发表了他的支持意见。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
在邓小平表示支持以后，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习仲勋、邓颖超等元老也参与了这场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颗“精神原子弹”炸开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就在这一年的12月，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转了中国的历史航向。
新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就需要干部路线来保证。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针对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重重阻力，胡耀邦在1978年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这次平反的历次（从“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300多万人。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平冤，带来了中国改革的春天。
从农村改革到全面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胡耀邦在农村改革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胡耀邦认为，发展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能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对经他指导修改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了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计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干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分配办法。
有了这一步就不愁下一步。万里在安徽迈出了更大胆的一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就是包产到户）。万里这一突破，引发了来自上下左右的种种责难，一篇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从四面八方飞来。
《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从1979年1月起陆续报道了安徽、四川等地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
要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最大的拦路虎是“学大寨”。胡耀邦亲自动手来除掉这个“拦路虎”。
大寨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呢？一是“大寨式工分”，实际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二是无休止地开辟“大寨田”，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把农民推向破坏生态平衡的苦役之中；三是搞阶级斗争，“七斗八斗”批斗“资本主义”，在基层单位，“七斗八斗”实际是斗和领导意见不一致的人。
十三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批评农村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强调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判。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骂“胡耀邦，胡乱邦！”
骂声传到胡耀邦那里，他把陈永贵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默默地坐着，不肯定，也不否定。僵持了好久。最后还是胡耀邦给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还是不说话，站起来，走了。
经过胡耀邦耐心反复的说服教育工作，山西省委向中央写出了题为《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的检查报告。胡耀邦将山西省的报告加按语，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给全国。从此，持续了近20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偃旗息鼓。
为了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入，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每年元旦都发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共中央文件，即五个“一号文件”。这五个“一号文件”，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起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当然，五个“一号文件”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作为中共中央第一线的最高领导人，他起了关键性作用。
他想稳步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
胡耀邦对看准了的具体问题，说改就改，毫不犹豫。但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胡耀邦深思熟虑，做法稳健。
1980年，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针对有人重新提出“兴无灭资”的言论时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要大力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胡耀邦十分赞同李维汉的主张，建议李直接向邓小平提出。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平细谈了这个看法。邓小平感到的确很重要。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胡耀邦在会上说：“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30年了。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会议第一天，就请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归纳了中央常委讨论的意见，吸收了李维汉等老同志的思想。8月31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并向全党全国公布，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好评。
在筹备十二大对党章进行修改的工作时，胡耀邦一再强调，新党章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容。经过十二大讨论通过的新党章果然提出了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新内容。例如，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强调“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强调“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
在推进党内民主化的同时，胡耀邦放手在一些人民团体中实行民主化。1984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按照过去的做法，作协领导班子由中宣部、中组部提名。胡耀邦说：“人事管理问题，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对于后者，我们根本不要干涉。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结果，作协四大选举时，作家们实现了自己的意愿，上面指定的人没有选上。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6月28日，邓小平又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讲话以后，党内党外、全国上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时胡耀邦却很冷静。1986年9月28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胡耀邦特别指出，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到点子上。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
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胡耀邦是一个稳健派。当时政治改革的底牌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作为组织中人，作为党中央的“一把手”，胡耀邦不能越过这一界限，但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界限。（据《财经》杂志评论员/文）
(责任编辑：鑫报)
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日。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谁也不能回避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这场伟大变革，因为这场变革深深地改变了中国。在研究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时，谁都不能回避一个名字——胡耀邦。
他开动了中国改革的破冰船
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的话都被当做判断一切事情是与非的最高标准。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开学。几百名学员是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学习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革”以来的党史。当时在党校主持工作的是第三副校长胡耀邦，他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还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有人认为，判断是非有两个标准：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实践。有人认为，应该只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实践。于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由孙长江执笔，着手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唯一”。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也写了同样内容的文章给光明日报，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安排胡福明与孙长江一起修改。为了扩大影响，准备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审定。汪东兴和华国锋一样，也是坚决主张“两个凡是”的。为了绕过汪东兴，他们决定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见报。胡耀邦同意了这个想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1978年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最后审定者胡耀邦承担了这篇文章的政治风险。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版转载，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后，不少省市报纸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一发表，好像爆发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有人欢呼，有人愤怒，有人觉得推倒了压在头上的大山，有人觉得是挖了祖坟。
在当时，“凡是派”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上纲上线的批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攻势。胡耀邦的处境十分危险。
邓小平坚定地支持了胡耀邦。邓小平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第23天，邓小平公开发表了他的支持意见。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
在邓小平表示支持以后，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习仲勋、邓颖超等元老也参与了这场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颗“精神原子弹”炸开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就在这一年的12月，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转了中国的历史航向。
新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就需要干部路线来保证。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针对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重重阻力，胡耀邦在1978年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这次平反的历次（从“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300多万人。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平冤，带来了中国改革的春天。
从农村改革到全面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胡耀邦在农村改革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胡耀邦认为，发展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能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对经他指导修改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了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计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干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分配办法。
有了这一步就不愁下一步。万里在安徽迈出了更大胆的一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就是包产到户）。万里这一突破，引发了来自上下左右的种种责难，一篇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从四面八方飞来。
《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从1979年1月起陆续报道了安徽、四川等地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
要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最大的拦路虎是“学大寨”。胡耀邦亲自动手来除掉这个“拦路虎”。
大寨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呢？一是“大寨式工分”，实际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二是无休止地开辟“大寨田”，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把农民推向破坏生态平衡的苦役之中；三是搞阶级斗争，“七斗八斗”批斗“资本主义”，在基层单位，“七斗八斗”实际是斗和领导意见不一致的人。
十三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批评农村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强调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判。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骂“胡耀邦，胡乱邦！”
骂声传到胡耀邦那里，他把陈永贵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默默地坐着，不肯定，也不否定。僵持了好久。最后还是胡耀邦给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还是不说话，站起来，走了。
经过胡耀邦耐心反复的说服教育工作，山西省委向中央写出了题为《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的检查报告。胡耀邦将山西省的报告加按语，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给全国。从此，持续了近20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偃旗息鼓。
为了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入，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每年元旦都发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共中央文件，即五个“一号文件”。这五个“一号文件”，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起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当然，五个“一号文件”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作为中共中央第一线的最高领导人，他起了关键性作用。
他想稳步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
胡耀邦对看准了的具体问题，说改就改，毫不犹豫。但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胡耀邦深思熟虑，做法稳健。
1980年，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针对有人重新提出“兴无灭资”的言论时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要大力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胡耀邦十分赞同李维汉的主张，建议李直接向邓小平提出。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平细谈了这个看法。邓小平感到的确很重要。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胡耀邦在会上说：“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30年了。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会议第一天，就请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归纳了中央常委讨论的意见，吸收了李维汉等老同志的思想。8月31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并向全党全国公布，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好评。
在筹备十二大对党章进行修改的工作时，胡耀邦一再强调，新党章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容。经过十二大讨论通过的新党章果然提出了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新内容。例如，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强调“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强调“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
在推进党内民主化的同时，胡耀邦放手在一些人民团体中实行民主化。1984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按照过去的做法，作协领导班子由中宣部、中组部提名。胡耀邦说：“人事管理问题，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对于后者，我们根本不要干涉。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结果，作协四大选举时，作家们实现了自己的意愿，上面指定的人没有选上。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6月28日，邓小平又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讲话以后，党内党外、全国上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时胡耀邦却很冷静。1986年9月28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胡耀邦特别指出，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到点子上。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
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胡耀邦是一个稳健派。当时政治改革的底牌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作为组织中人，作为党中央的“一把手”，胡耀邦不能越过这一界限，但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界限。（据《财经》杂志评论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