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家人

原编者：金岳霖晚年在朋友的建议下撰写回忆录，断断续续写了一百个片断，内容涉及他的老朋友、个人经历和治学活动以及生活情趣等。这些回忆，对于我们了解金岳霖和他同代学者的思想与情趣、了解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都十分珍贵。最近，这些片断回忆被集结成《金岳霖回忆录》，本篇即是其中的三个片断。

最好的榜样艾思奇

解放后的头一年多的样子，我接触最多的是艾思奇同志。我非常之喜欢他，也非常之佩服他。他到清华讲演时，前一时期对形式逻辑的成见看来还没有取消。我是主持讲演会的。他骂了形式逻辑一两句话之后，就讲辩证唯物主义。讲完之后，我和他边走边说话。我说你骂了形式逻辑之后，所说的话完全合乎形式逻辑，没一点错误。他说有那样的怪事。张奚若在我的旁边，扯我的衣服，我也没有打住。我是在“找错”的思想指导下听讲的，他的讲演确实逻辑性很强。

院系调整以后，全国的哲学系都集中到北大来了。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课的，开头也就是艾思奇同志。哲学系全系师生都特别欢迎他，很可能讲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实在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我非常喜欢他，也非常佩服他。理论不是短期内可以改造的，主要的是榜样。艾思奇同志是最好的榜样。他实事求是、公正、和蔼可亲，好像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先进于马、列的感觉。而这也就是当时最需要的。

我当时就作了下面的对联：

少奇同志，思奇同志；湖南一人，云南一人。

陈岱孙很能办事

哲学所从前有一位青年同事曾大声说：“我发现知识分子不能办事。”我没有多少知识，可是，早已被安排在知识分子之内，而我又什么事情都不能办，就证实了他的话。但是，还是要承认有非常之能办事的知识分子，陈岱孙先生就是这样一位。

我最早认识他是我们都住在清华学务处的时候。梅校长南下，委托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发现我没有手纸了，只好向他求救，给他写的条子如下：

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陈先生不久搬到北院7号同叶企荪先生同居。他们虽单身，可是有条件办伙食。

张奚若同我都在那里包饭，这样我们也有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办法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在“七七事变”以前一个时期才解散了。

陈岱孙先生也是“星(期)六碰头会”成员之一。认识了这样长久的老朋友，他能办事，并且能办大事，我连一点影子都不知。怪事！

到了抗战快要胜利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住在昆明北门街唐家家庭戏园的后楼上。这五个人是朱自清、李继侗、陈岱孙、陈福田、金岳霖。那时虽有教学，很少科研，经常吵吵闹闹。对陈岱孙先生，我可以说更熟了，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他能办事。可是梅校长知道，他知道陈岱孙先生能办事，所以在大家回到清华园以前，他派陈先生回北京做恢复清华园的麻烦工作。

清华校园受到日帝军队的破坏，糟蹋得不像样。教员的宿舍也成为养马房子。陈岱孙先生居然在短期内把清华校园收拾到原先一样，重办大学。这就说明，有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做工作的，可以办事的。

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

渊博正直的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儿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JaJa”。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我有好几次利用了“东西、春秋”四个字在中文里的特别用法。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是寅恪先生教给我的，当然他教时，材料丰富得多，涉及宋朝语言方面的历史。我对于历史没有什么兴趣，历史上重要的东西反而忘记了。

抗战时，他不在昆明的时候多。有一段时期他也来了，当然也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人则进入坑内。寅恪看来也是喜欢作对联的，他作了“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对联。

不久以后，他好像是到英国去了一次。

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的古史。院里主要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轻人李济之。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后，寅恪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郭老(即郭沫若)曾去拜访过他。郭老回到北京后，我曾问他谈了些什么学术问题。郭老说，谈了李白，也谈了巴尔喀什湖。这在当时一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不知道而已，也不好问。无论如何，两个国故方面的权威学者终于会见了，这是最好不过的事体。

郭老还把他们凑出来的对联给我，对联并不好。郭老扯了一张纸写了出来给我。我摆在裤子后面的小口袋里。有一次得胃溃疡，换衣裤进医院，就此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