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雨林漂流的刚果家庭

多年以前，作为我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外援助”这个“关键词”频频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对于上点岁数的中国人来说，“外援”一词并不生疏。但是，有关我国“外援”的具体情况及统计数据，恐怕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随着外交档案不断解密，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在近日向公众开放的、至1960年底的外交档案中，记者发现含有“对外援助”字样的标题竟有200多个。

蒙古国最早请求我国支援劳动力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

“越南请求中国援助大米事”，“关于老挝要求我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关于也门要求援助事”，“印尼要求我援建纺织厂事及印尼工业部长为此拟访华事”……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常见字句。

向中国要钱要粮要物或援建工厂的要求，不少是国家元首亲口提出的，他们或找我驻外大使，或直接专门致函我国领导人，还有的以国家政府或外交部给我国发照会的方式，商谈和办理“援外”事务；在当时我国外交部和外贸部等政府部门、驻相关国家大使馆工作中，这项占有不小的分量和重要地位。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周恩来总理记住了对蒙古国的这一承诺。1954年11月，乌兰夫副总理率中共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临行前，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电告何英大使：“通知蒙方此次代表团去蒙，除参加蒙党代大会外，并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劳动力方面有何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的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电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我们当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1个月后，蒙古国向我驻蒙使馆提交了总计12250名工人的清单，包括粗细木匠、泥瓦匠、制砖瓦、烧石灰、谷物蔬菜树木花卉种植、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桶匠等近40个工种，蒙方同时要求工人自带工具。

1955年4月底，相关部门在东北三省开始了赴蒙工人的组织工作。当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越南向我国提出援助的时间很早。在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1500吨至2000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显然，在此之前，我国已支援过越南粮食了。
 

援越物资表里有葡萄干和酒

记者粗略统计，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我国帮助蒙古国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厂，修桥造路，解决燕麦种子，供应木材，修复古庙等，援建纺织厂的设备国内提供不了，我们就用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货物表里，有30000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80根皮带、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这其中的30000吨大米，是在议定书签订之前5个月，越南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绝密函中提出的，当时中共中央回电：“虽然国内大米供应也较紧张，但为了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国家，同意照拨。”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享用葡萄干和高档酒。

在柬埔寨，除了援建水泥、纺织、木板、造纸、钢铁等各种厂子外，还帮他们建艺术学校、电台，勘探铁矿煤矿。

1955年9月30日，在援越的越池桥修建工地，因水流湍急，运送钢缆的船倾斜进水，29岁的中国工长、共产党员陈国平为救船上“6名越南同志”掉入水中，第一个为我国的援外事业献出了生命。为报告国内这一不幸事件及善后，使馆先后发回3个篇幅很长的电报。

非洲国家是从1958年底才开始陆续与我国建交的，对他们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我们援建他们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帮助他们找水打井。粮食是这些国家最希望从我国得到的东西，1959年到1960年，我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国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受援国家的要求往往过大、过多、过急

虽说是我国提供外援，我们给人家东西，但与受援国就外援的谈判并不容易，执行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1955年2月16日，中蒙双方为中国援助蒙古劳动力问题开始谈判。“至4月7日正式签字，共进行了14次会谈。”为什么要谈判这么多次？原来，蒙方提出，中国去的工人“希携家属来蒙，居留期间愈长愈好”，工期“不少于5年”，与蒙古员工同工同酬，而且“所得工资都用在蒙古，不寄回国内”。我谈判代表团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谈判中我们的许多意见都经过多次解释才被接受，如我们提出工人的工期为3年，派遣中国干部带队及在蒙古成立工人事务处，准许工人兑回工资30%的现款养家及把余款存入蒙古银行，列入非贸易账户汇款等问题，均经过多次反复磋商。”

这样的问题不只发生在对个别国家的援助中。1960年一份档案中说：“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受援国家提出要求我国帮助建设的不少项目，往往超出他们国内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他们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往往过大、过多、过急。同时，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能力也有一定限度。”

由于受援国的要求往往过急，“以致有些项目的建成时间和设备交付时间规定得比较紧迫，给执行协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958年底，一份总结外援工作的档案列举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援蒙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由于原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设备制造工作无法如期完成，推迟半年才完工”，“据估计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要贵”。按协议，1958年我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目前优质钢缺乏，不能尽早满足朝方要求”。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