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时外贸部等一些部门提出：“对兄弟国家提供援助……是为了帮助和推动他们自力更生，促进他们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外援要“贯彻执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方针，做到因地制宜，中小为主，多快好省”。

11年援外总额40.28亿元人民币

“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我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其中援助兄弟国家35.39亿元(无偿援助25.79亿元，贷款9.60亿元)，援助民族主义国家4.89亿元(无偿援助2.38亿元，贷款2.51亿元)。在援助总额中，用于提供成套设备的为9.86亿元，其中对兄弟国家9.62亿元；对民族主义国家2470万元”。

这是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的统计数据。他的发言稿题为“几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上面标有“绝密材料会后收回”8个字。46年后，这个发言稿加上了印有档号的封面，向公众亮相。在当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中，40.28亿元的外援总额占有多大比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

当时，我们的“兄弟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及越南、朝鲜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据外交档案记载，在欧洲的“兄弟国家”中，11年间我国仅少量援助过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因此，援助“兄弟国家”的35.39亿元款项，绝大部分由越南、蒙古、朝鲜3个国家分享。而接受我们援助的“民族主义国家”，主要是柬埔寨、也门、尼泊尔、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

李强还介绍，我国对外提供成套设备的援助从1955年开始，“到1960年6月底，按照我国同九个国家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援外的成套项目为182项，其中对‘兄弟国家’165项(朝鲜8项，越南100项，蒙古53项，阿尔巴尼亚3项，捷克1项)。“在其余援助“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17项中，刚与我国建交两年的柬埔寨得到了8项。“共派出工程技术人员7558人次，建筑工人25566人次……共接受和培养了外国实习生2864名。”

中国还积极参与了人道主义援助

翻阅半个世纪前的援外档案，我们不能不想到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直到1960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仅38个，其中10个还是1958年7月以后才建交的。新中国爱好和平，希望创造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希望不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少档案都提到：“认真做好外援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外援’扩大了我国的影响，对发展我国同各国的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国还积极参与了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一次次救援款物的办理经过，也都详细记载在了外交档案中。如1952年5月，日本北海道札榥郡一个主妇会致毛主席信，说当地发生严重地震和海啸，居民受灾严重请求援助，中国红十字会立即电汇过去2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1955年7月，在联合国驻阿富汗的技术援助专家名单中，就有我国两位养蚕专家和他们的夫人。1957年7月伊朗地震，我国也迅速提供了救济。

1952年，印度发生灾荒，我国先后以红十字会、全国总工会等4个群众团体的名义，两次各捐款20亿人民币。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中央，我国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15亿或20亿人民币”，相关部门最后定为15亿元。与当时美国给印度捐1万美元、200万磅奶粉，英国捐500英镑，南非捐100镑相比，我们援助的15亿元也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