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
两场治理整顿，皆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导致中央对财政进行治理整顿的努力完全落空……两场治理整顿，皆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导致中央对财政进行治理整顿的努力完全落空，并再度证明了在中央权威沦丧、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仅靠宰相的铁腕与操守，并不能解决任何关键问题。堂堂一个政权，却无法有效掌控78%的财政收入。这样的政权，早已经丧失了作恶的能力，也同时丧失了制止作恶、自我纯净的能力，后者正是其崩溃的根本原因……对于大清官场的不少干部来说，1899年的夏天是一个难熬的酷暑。
从6月开始，直到10月，铁面“宰相”(军机大臣)刚毅率“中央检查组”，奉旨南下江苏与广东，清查财政，掀开了治理整顿的大幕。
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此极为不爽，尤其是刚毅的南下正好发生在纪检部门(“御史”)参劾两江的厘金税收存在重大问题之后。刘坤一随即向中央打了报告，称病请辞。在他写给浙江巡抚德馨的私信中，牢骚满腹：“唯被言官参劾，朝廷特派刚相南来查办……鄙人屡挂弹章，抑赖圣明曲予优容，宁复以人言介意?”
其实，刘坤一有点高看自己了。刚毅南下，并不是要查办他，而是藉此展开一场财政领域的治理整顿。两江的问题，无非为中央提供了一个“抓手”和理由而已。
这场治理整顿的主要目的：一是摸清财政的家底，二是将财权尽可能多地收归中央。这其实是中央与地方争夺财权的一次拔河，是中央试图重建权威的一次火力侦察，是大清政权试图在财政上“救亡图存”的一次挣扎。
同样的治理整顿，5年之后(1904年)又进行了一次。中央派兵部左侍郎铁良，南下江苏，进行调查和整顿。此举依然激起江苏官场与民间的不满，报界甚至拿刚毅、铁良的姓氏调侃，揶揄他们是“搜刮”地方的“钢铁”(刚、铁)。
雄心勃勃的刚、铁二人，试图炼就大清国的财政“钢铁”。但这两场治理整顿，皆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大清国加速滑向崩溃的泥潭。
疲软的中央
“刚铁”南下，治理整顿，首要的原因就是中央实在太疲软了：经历了数十年的内忧外患消耗之后，大清国的中央财政真正成了两袖“清”风，而地方督抚们的财权却日渐坐大。
这种“强枝弱干”的局面，形成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时，并且，不仅仅财权，甚至在敏感度更高的兵权、组织人事权这些传统上绝对不容“问鼎”的中央权力，也被大量转移到地方手中。
为了“救亡图存”，清政府不得不放手发动地方官员和士绅，而中央手上无兵无将亦无饷，唯一能够动用的资源就是“政策”。通过“给政策”的方式，中央将兵权、财权不断地下放给地方，在激发地方官员和士绅积极性的同时，也打开了“大放权”的潘多拉魔盒。
在这一时期崛起的曾(曾国藩)、左(左宗棠)、李(李鸿章)等人，不仅是中国近代军阀的肇始，也是财阀的肇始。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办团练、“就地募兵”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下放财权、“就地筹饷”。最开始，以咸丰皇帝为核心的中央，还是坚持将财权抓在手上，坚持朝廷指挥枪杆子的原则，通过饷银来调控和制衡曾国藩等坐拥雄兵的将领。其具体的体现，就是坚决不任命曾国藩等人兼任地方行政职务，将“军、政”严格分开。军队的粮饷供应，必须仰赖行政体系的支持。这一对枪杆子设防的政策，在局势复杂的战区，实际上难以执行，造成前线将领十分被动，曾国藩感慨说：“无土无财，无位无民”，“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筹粮筹饷处处受到地方掣肘。
曾国藩一怒之下，干脆借奔丧为名，撂了挑子在老家静观局势。直到局势日益糜烂，中央不得不同意赋予其地方实权，他才出来工作。曾国藩开了口子之后，前线将领兼任地方督抚，遂成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时尚。
有兵就有财，有财就有兵，财权随同兵权一道，迅速集中到“中兴名臣”们的手中，这令曾国藩的湘军，迅速成为大清国中政、经势力最为强悍的集团。到同治二年(1863年)，全国8位总督中，3人是湘军将领;全国15位巡抚中，9人是湘军将领，“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国藩自己坦承：“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如果不是曾氏自我克制，湘军集团尾大不掉的局面，根本不是中央能够主动化解的。
财权的下放，意味着传统财政体系名存实亡。
这种传统体系，其“一个中心”就是中央集权，“两个基本点”则是依靠“起运存留”的中央地方分税，及依靠“奏销”的预决算制度。
所谓“起运、存留”，接近于如今的“国税”、“地税”之分。在咸丰朝之前，得力于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体系运转得相当顺利。八旗入关之初，“起运”、“存留”各半，地方财政相当宽裕。之后，随着大局底定，地方存留被大幅削减，自康熙中叶开始，至嘉庆、道光年间，地方存留一般低于25%，财权完全集中在中央。
这种过于刚性的“计划经济”财政，极容易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处境。中央过度征收“起运”(国税)，给地方留的“存留”(地税)太少，这成为地方向民间大肆摊派的绝好理由。其中，沿袭前明旧制而向民众征收“耗羡”(熔铸白银的折耗)，就是一例。
大一统、大集权的“计划经济”体系，不仅仅是大清特色，也是千百年来的中国特色，其具备强大的“集中资源办大事”——无论好事还是坏事——的能力。
这种传统的财政管理制度，必须在和平的环境下，依靠庞大的官僚机器才能运转。战乱之中，各地督抚及将领自行征兵、筹饷，“起运、存留”之别荡然无存，“奏销”也难以及时进行。天长日久，全国、全军上下皆是一笔糊涂账。
太平天国荡平之后，按照惯例，应进行军费的“奏销”。户部的各级干部摩拳擦掌，准备大发其财——没有他们的“专业”指点，“糊涂账”绝对无法符合报销的规定，这正是他们寻租的好机会。甚至，不少八旗子弟纷纷找门路到户部工作，准备大发一笔“奏销”财。
中央机枢的恭亲王、倭仁等人，都意识到了其中的危机：一旦严格执行“奏销”制度，大多数的军费账目必定难以报销，按照惯例，势必兴起大狱，这可能激起大规模的兵变。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关键时刻，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刹车，宣布：“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务未经报销之案，准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曾国藩在家书中说：“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