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建军节又来临了。每年“八一”，都会勾起我对战斗岁月的回忆。

　　抗战初期，广州沦陷，我曾随家人到澳门暂住。参加抗日游击队后，我仍一直关注澳门的形势。1943年，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之时，我们就先后派郑秀、郭宁、冯彬、黄乐天等人赴澳门。

　　郑秀借着其舅父在澳门开设的马康公司为掩护，在高士德马路19号建立了抗日游击队的秘密办事处，散发宣传材料，动员当地青年参军，开展与各界的联络工作。

　　逐渐，一批批的澳门青年来到五桂山参加抗日，其中有李成俊、李葵等人。游击队专门为他们开办了代号为“纽约桥”的训练班（李成俊后来担任澳门日报社长、全国政协委员。李葵后来担任澳门中国旅行社总经理)。

　　抗战爆发后，澳门尽管是中立区，但毗邻的中山一带，日军设置了多个据点，驻扎重兵。三教九流的势力也乘机涌入澳门，使澳门成为间谍活跃的地方，经济动荡，治安混乱，走私盛行，还备受伪军、土匪的侵扰。澳葡当局日子很不好过。

　　1943年底，五桂山根据地的天主教堂来了位传教的安神父。恰逢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立。他目睹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抗日游击队的好感也大为加深。

　　后来，我们派郑永晖护送他回澳门，让他将我写的一封信递交澳葡当局，表示如果日伪进犯澳门，我军愿予以支援，同时希望他们与我们加强联系，互通情报。

　　澳葡当局收到信后，由警察厅政治部秘书慕拉士出面款待了郑永晖，对我军表示感谢，并承诺加强联系。此后，游击队数次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政权建设走上了轨道。

　　不久，澳方传来一个口信，说有事找我。经上级批准，我们派人与慕拉士进行了会谈。澳葡当局要求我方配合维护澳门外围治安，打击侵扰澳门的伪军、土匪。

　　澳方这次也作出了三个承诺：同意我方在澳门进行不公开的活动，包括发动募捐筹款等；同意我方在澳门采购部分物资，包括子弹、药品、通讯器材等；接受我方送部分伤病员到澳门就医。

　　此后，我方不仅在澳门募得了一些捐款，还得到一批急需的药品。澳门镜湖医院救治了我方送去的重伤员，还为游击队培训了一批医护人员。

　　澳门外围的凤凰山区，是我们的根据地之一。该区活动的部队代号为“白马队”，中队长是谭生。1945年初的一天，有两个人奉澳督的密令求见谭生。

　　当时澳门的抢劫、杀人的案件很多，都是同一班人所为。这帮匪徒的头子外号叫“老鼠精”。葡澳当局无力铲除这股悍匪，只好求助于我们。

　　“老鼠精”是香洲人，身有武艺，被国民党顽固势力“挺三纵队”收罗，专门收集我方情报，并在澳门抢劫当铺、金铺。他们行踪飘忽，武器精良，令澳门的警察束手无策。

　　上级机关认为，对这个刻意与我军为敌、猖狂扰民的匪徒应予以坚决打击。遂通知谭生同意澳葡当局的要求，同时请求澳方捉拿一个名叫郑实的通敌分子，此人平日匿居澳门，一有机会就破坏我游击队的活动。

　　经过周密部署，谭生在香洲榕树头生擒“老鼠精”，将其移交给葡澳当局，葡澳当局也如约将郑实交给了我们。此后，澳葡当局对游击队更加信任，建议双方设立电台，加强联络，并很快就将通讯器材运到了我方根据地。

　　当时还有个叛徒叫黄公杰，卖身投靠日寇，出任日军驻澳门特务机关的首脑，纠合了五六百名歹徒，几艘武装汽船、几门炮、十几挺机枪、几百支步枪，在澳门横行霸道。澳葡当局对他又恨又怕。

　　1945年8月中，我正率领珠纵一支队的部分队伍在宝安活动。黄公杰一伙走投无路，只得向东江纵队水上部队投降。澳葡当局要求引渡黄公杰。我连夜提审了黄公杰，然后将之引渡给了澳葡当局。

　　引渡仪式在澳门东望洋、西望洋两山夹峙的海湾举行。消息传开，澳门群众拍手称庆之余，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更加敬佩。

　　（作者为原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抗战时为珠江纵队一支队队长，现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