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千年来,螃蟹早已成为人们盘中的美味。
但在古籍记载中,螃蟹在北方只是一种怪物;古代江南人吃它,是因为对它的憎恨……
在古人的眼里,螃蟹是一种怪模怪样的东西,所以,北宋的时候,有人就用螃蟹来吓唬鬼怪。北宋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就记载过这样的轶闻:关中人不识螃蟹。有人收得一只干螃蟹,人家病疟,就借去挂在门上。
古代的关中人认为人患了疟疾,是因为疟鬼在作祟,所以就在门上挂一只怪模怪样的螃蟹,疟鬼看到螃蟹的模样,必定吓得不敢进门了。
《梦溪笔谈》还说,对于螃蟹,关中是“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沈括是浙江钱塘人,地地道道的江南人,他在关中地区的陕北延安当过官。把螃蟹挂在门上辟疟鬼之事,看来绝非子乌虚有。
关中穷乡僻壤的百姓直到宋代还没见过螃蟹,但有江河湖泊和临海的地区,则早就有吃螃蟹的记载了。东汉的著名经学家郑玄就曾经考证过螃蟹,说是西周时期祭祀时便有了青州的蟹胥。
古代的青州,指泰山以东至渤海区域;蟹胥,也就是螃蟹酱。可见,西周时期,古人不但识螃蟹,而且还将螃蟹当成美食,悦而食之了。不过,吃螃蟹之风的广为流行,是西周以后的事情。
东晋时期,有个吏部郎名叫毕卓,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还喜欢吃螃蟹。他经常因为喝酒耽误工作。他看到邻家酿成了好酒,便趁着夜色去邻居家偷酒畅饮,被邻居的佣人当场拿住。
直到天明,邻居才发现拿住的偷酒贼竟是吏部郎,慌忙再拿出新酿的好酒与毕卓对饮,大醉方休。毕卓说过这样的喝酒、吃螃蟹的豪言壮语:“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右手持酒,左手拿蟹,尽情吃喝,便是毕卓一生的最高追求,这是典型的酒痴和蟹痴。但在《晋书》中,毕卓居然有传。也许史官觉得毕卓这样的酒痴和蟹痴,是性情中人,有可爱之处。
古代北方人对于有食蟹之风的江南人是深以为怪的。《洛阳伽蓝记》中曾记载,北魏的杨元慎曾经嘲笑来自江南的南梁将军陈庆之:
“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做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
这番记载中的“嗍”,是吮吸的意思;“唼”,是吧唧嘴的声音。形容吃蟹黄的情景,很是传神。从《洛阳伽蓝记》中的这段记载可见,当时的北方人对江南人吃大米、喝茶、食螃蟹的习俗,是很不感冒的。
唐宋之后,北方人也开始吃螃蟹。宋朝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说,北宋时期,皇宫中已经把吃螃蟹当成了日常之事:
“(汴梁城)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份,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
这里说的“禁中”就是皇宫,而宋朝的皇帝是北方人,京城汴梁也在北方,当时在皇宫中的皇帝也要吃螃蟹,可见吃螃蟹之风已经流传到了北方。
古代吃螃蟹之风最盛的江南地区大多种植水稻,螃蟹却是一种食稻伤农的东西,曾经对江南的水稻为害相当严重。直到元朝,江南一带的螃蟹对水稻的损害还被称为“蟹厄”。
《元史》中记载说:“吴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满,稻谷荡尽,吴谚有蟹荒蟹乱之说,正谓此也。”水稻田里的螃蟹多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蝗虫一样,给水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古代江南农民对为害水稻的螃蟹非常痛恨,恨到了极点,就去吃螃蟹。在《红楼梦》中,薛宝钗的《螃蟹咏》写道:“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馀禾黍香”,写的就是吃掉螃蟹才能保住庄稼的道理。
古代江南人竟然是因为痛恨螃蟹,才去吃螃蟹的,让人没想到;古代江南人对螃蟹这种痛恨,却造化了螃蟹这样的美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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