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千年来，螃蟹早已成为人们盘中的美味。

　　但在古籍记载中，螃蟹在北方只是一种怪物；古代江南人吃它，是因为对它的憎恨……

　　在古人的眼里，螃蟹是一种怪模怪样的东西，所以，北宋的时候，有人就用螃蟹来吓唬鬼怪。北宋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就记载过这样的轶闻：关中人不识螃蟹。有人收得一只干螃蟹，人家病疟，就借去挂在门上。

　　古代的关中人认为人患了疟疾，是因为疟鬼在作祟，所以就在门上挂一只怪模怪样的螃蟹，疟鬼看到螃蟹的模样，必定吓得不敢进门了。

　　《梦溪笔谈》还说，对于螃蟹，关中是“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沈括是浙江钱塘人，地地道道的江南人，他在关中地区的陕北延安当过官。把螃蟹挂在门上辟疟鬼之事，看来绝非子乌虚有。

　　关中穷乡僻壤的百姓直到宋代还没见过螃蟹，但有江河湖泊和临海的地区，则早就有吃螃蟹的记载了。东汉的著名经学家郑玄就曾经考证过螃蟹，说是西周时期祭祀时便有了青州的蟹胥。

　　古代的青州，指泰山以东至渤海区域；蟹胥，也就是螃蟹酱。可见，西周时期，古人不但识螃蟹，而且还将螃蟹当成美食，悦而食之了。不过，吃螃蟹之风的广为流行，是西周以后的事情。

　　东晋时期，有个吏部郎名叫毕卓，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还喜欢吃螃蟹。他经常因为喝酒耽误工作。他看到邻家酿成了好酒，便趁着夜色去邻居家偷酒畅饮，被邻居的佣人当场拿住。

　　直到天明，邻居才发现拿住的偷酒贼竟是吏部郎，慌忙再拿出新酿的好酒与毕卓对饮，大醉方休。毕卓说过这样的喝酒、吃螃蟹的豪言壮语：“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右手持酒，左手拿蟹，尽情吃喝，便是毕卓一生的最高追求，这是典型的酒痴和蟹痴。但在《晋书》中，毕卓居然有传。也许史官觉得毕卓这样的酒痴和蟹痴，是性情中人，有可爱之处。

　　古代北方人对于有食蟹之风的江南人是深以为怪的。《洛阳伽蓝记》中曾记载，北魏的杨元慎曾经嘲笑来自江南的南梁将军陈庆之：

　　“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做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

　　这番记载中的“嗍”，是吮吸的意思；“唼”，是吧唧嘴的声音。形容吃蟹黄的情景，很是传神。从《洛阳伽蓝记》中的这段记载可见，当时的北方人对江南人吃大米、喝茶、食螃蟹的习俗，是很不感冒的。

　　唐宋之后，北方人也开始吃螃蟹。宋朝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说，北宋时期，皇宫中已经把吃螃蟹当成了日常之事：

　　“（汴梁城）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份，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

　　这里说的“禁中”就是皇宫，而宋朝的皇帝是北方人，京城汴梁也在北方，当时在皇宫中的皇帝也要吃螃蟹，可见吃螃蟹之风已经流传到了北方。

　　古代吃螃蟹之风最盛的江南地区大多种植水稻，螃蟹却是一种食稻伤农的东西，曾经对江南的水稻为害相当严重。直到元朝，江南一带的螃蟹对水稻的损害还被称为“蟹厄”。

　　《元史》中记载说：“吴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满，稻谷荡尽，吴谚有蟹荒蟹乱之说，正谓此也。”水稻田里的螃蟹多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蝗虫一样，给水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古代江南农民对为害水稻的螃蟹非常痛恨，恨到了极点，就去吃螃蟹。在《红楼梦》中，薛宝钗的《螃蟹咏》写道：“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馀禾黍香”，写的就是吃掉螃蟹才能保住庄稼的道理。

　　古代江南人竟然是因为痛恨螃蟹，才去吃螃蟹的，让人没想到；古代江南人对螃蟹这种痛恨，却造化了螃蟹这样的美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