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没有高尚的道德和严格的纪律，即使拥有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军队也会有麻烦。在对征募新兵进行灌输、并保持纪律约束过程中，任何军队都有可能出现过于粗暴、残忍和不公正。在交战地区，这类行为往往还会升格，施加到平民和俘虏身上。在二战期间，美国军人也曾违悖民主社会的教养，干下野蛮残忍的行为。虽说可能属意外事故，但这类事从一战到越南战争都有发生。但是，就其形成而言，在日本军队里，野蛮残忍却是规则而不是事故。日本军队可说是现代最后一个远古意义上斯巴达克式战团。到了二战最后那场灾难性的格斗，迷信化血性为忠勇的日本将军们不顾对方绝对技术优势，仍强调战斗精神和为天皇献身。他们就这样输掉了一场战争。
在30年代，日本军队有意强化士兵的国家民族荣誉感。沉浸在中国战场真切胜利的热浪里，叨念着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的成功，日本公众被卷进一场不歇的战争狂热中。出席新兵出征送别式的，不仅有兴高采烈的亲人，还有高级官员。每一个家庭都被告喻，一人参军(皇家陆军和海军)，全家光荣。不管自己怎么想，大家都随大流，像每次一样，最后得到报应的是日本。
然而，当新兵到达团部新兵营，开始他们第一次训练时，所有夸耀、鼓舞云消雾散。一群可能全世界最凶蛮的军士，对交到他们手上的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抽耳光、拳打脚踢，为让你俯首帖耳。军官团的纪律实施也一样。一名高级军官当众打下级军官的耳光就像家常便饭。这不过是把人变凶狠、变成一名“皇军”的计划之一部分。
所有古代日本武士道德的荣誉都调用出来，迅即服务于一部巨大的、举国一致的宣传机器。依照传统，武士们是以自我牺牲而获得声望的。《军人敕谕》明文写道，“获得此等荣誉重于泰山，肉身之死则轻于鸿毛”。正是这样的训练制造出了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和“人体炸弹”。士兵被教导说，被俘是他们和他们家庭的耻辱。如果没有战死在战场，自决是弥补失败惟一的荣誉方式。
1938年寒冷秋季里的一天，裕仁天皇来到靖国神社，一所为祭奠日本战死的亡灵而建在东京九段坂的宏伟神道道场。在那里，神官以尖细的嗓音诵读祝祷词，超度亡灵。死者的家人和亲属聚在一处行祭奠式。当时由官方控制的英文《日本时报》对那个场面做了如下描述：
像神一样进入神社享受祭祀，(士兵们)已成为帝国守护神。他们不再是凡人。他们已经变成帝国的栋梁。当他们在靖国神社享受祭祀时，既没有军阶，也没有其他标识物。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不再是军人，而是一根根梁柱。正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支柱，得以享受天皇和全体民众的祭奠。”
支持这类祭奠的，是日本军官团对“日本精神”的笃信不移——所有的人都必须浸透在这样的精神之中。有人断言，军队有了“日本精神”，才可立于不败之地。在差不多长达四分之一的世纪，整个国家全体民众都作如是想，是很不寻常的。
当日毫无疑问，许多日本人对这类野蛮的军国主义表现顺从是出于不得已，但几乎没有人反抗。少数人，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还是所谓“另类”，在日本社会都很孤立。在大吹大擂的战时鼓噪中，想要站出来、就更艰难、更不同寻常。许多士兵——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日记里记录下他们的遭遇。但对军旅生涯之恐怖，一般讳莫如深，因为在1930年代，言论管制几乎无所不在。
当然也有军官尽自己之所能来减轻这类恐怖。他们的好处一直为满怀感激的人所感念，就像发表在这里的信所说的。在军国主义的外罩下边，人的尊严在日本军队里也并非完全缺席，只可惜明显不受欢迎。
军队征召系统覆盖全国，几乎无所不能。适龄者常常被召集两次甚至三次，派遣到中国或二战其他战场服役，生活条件坏到无法言说。但依旧有些人，穿过漫长的岁月，温暖地回忆起战斗中建立的袍泽情谊。有些人心怀恐怖地回想起对他们的灌输，尽量把此类景象从自己脑海里驱赶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对这段日子的回忆来得这么迟。
到战争结束时，有些日本人开始讲述他们的经历。从大冈升平的《野火》开门见山的讲述，到山本七平的作品中细腻的心理分析，日本战争机器的恐怖最后终于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这类事情还是决意被忘掉。确实，日本这些年来，似乎弥漫着一种怀旧情绪，对过去战争期间模糊记忆的怀念。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它忘记。在这里，写出这些信的人，表现出他们不同凡响的勇气。读这些字句，我们了解到，对那些曾经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生活过的人说来，想要忘记是不可能的。读者来信明日必死
我家正对着鹿岛神宫前的大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大队士兵靴声咚咚地从门前经过，一边挥舞举手高喊：”明日必死！明日必死！”我年纪很小，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问旁边的人：“那些人干什么哪？”旁边的人哽咽着回答我：“他们要驾飞机去撞沉美国人的军舰。”这就是特攻队员到鹿岛神宫去作最后的参拜。
好久以后，我才听说特攻队员都是年仅十七八岁的少年，当时心中堵得难受。每当我看着和当年的特攻队员同龄、正上高中的儿子，就不由得不想到，我们现在没准正奔向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的战争哪。如果在我们能有所建言的时候不说话，后果不堪设想。
大场满子47岁主妇琦玉县：学习的好地方
这个专栏淡战争的悲惨、战争的恐怖，已经谈得让人发腻了。的确如此。战后四十年，换个角度看战争怎么样？昭和18年12月，我告别病危的父亲，作为学生兵参加中部第五十二部队工兵队。没有上战场，在新城田丁迎来了终战。入伍后，第一个训练是游泳。把我们像捉鱼的鱼鹰子似地，用绳子绑起来，突然从船上推到河里，呛得没有呼吸了，才拉上来缓口气，然后又被推到水里。军衣冻成了冰。当新兵的时候，脸蛋子被人用毛竹、皮拖鞋打得不成人样。真不知爹妈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会怎么想。虽说生活严格，可没一个人因此死掉。大概是因为土气高涨吧。日本兵厉害的理由就在于此军队里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只要干，就能成，不成都是因为没干，没有“干着试试”这种想法。我从艰苦的军队生活中学会了忍耐，学到“只要干就能成”，这是无论什么也代替不了的珍贵的学习经验。伊藤真治63岁退休教师岐阜县等着瞧，等上了战场……
四十几年来，我一直苦于耳鸣。战争期间，我作为肩扛一颗星的召集兵，被上等兵没头没脑地殴打，留下这个后遗症。军队中不讲道理地殴打新兵和召集兵是常事。军队根本就是把胡乱编造理由的殴打当成教育的最无知、无人性的集团。当时打我的那个负责军械的上等兵，是个一开始打人，就发了狂似地不知休止地打下去的家伙。我从心底憎恶他。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喊着：”等着瞧吧！等上了战场……”那时候召集兵之间悄悄传说“等到了战场，从后面给他一枪。”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