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郑贵妃作序印书，在当时的人看来，完全是在抢皇后的风头。用今天的流行语，是在"作秀".但郑贵妃的这一次高调作秀，却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用一种错误的方式，犯了一个自己以及万历皇帝都会感到遗憾终生的错误。此后所发生的种种怪事，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在郑贵妃作秀的启发下发生的。
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就在郑贵妃作序印书之后不久，有一位名叫戴士衡的吏科给事中立即上疏，抨击吕坤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包藏祸心",请求尽快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以绝他人之望。戴士衡的这个奏疏把吕坤作为主要的抨击目标，而他的"以绝他人之望",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指郑贵妃和她的儿子皇三子朱常洵。相对于戴士衡，南直隶全椒县知县樊玉衡的上疏，则明确指出郑贵妃作序印书是居心叵测，"将有他志".一时之间，舆论汹汹，但万历皇
帝一概不予理睬。
正常的途径提意见没有效果，那就采用非正常途径。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的一大特色。什么途径？乐新炉的途径，社会舆论的途径，飞语的途径。
贵妃的高调作秀，皇帝的装聋作哑，启发了有心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郑贵妃不是会给《闺范图说》作序吗？那我就作跋。序放在书的前面，跋则置于书的后面。以这个跋来攻你这个序。
万历二十六年秋，也就是皇贵妃作序印书之后的第三年，有人以"朱东吉"为名，为《闺范图说》作了一个跋。这个跋又名《忧危竑议》，洋洋千言，白纸黑字，在京师广为流传。这个《忧危竑议》其实是一份传播政治谣言的传单，也可以说是一个长篇飞语，所以被明廷定性为"妖书".
这个名为《忧危竑议》的"妖书"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抨击了一群人。
第一，抨击编《闺范图说》的吕坤。说古往今来，贤后哲妃甚多，你吕坤为何就首选东汉明帝的皇后马氏？这个马氏贤德的事情多得很，所以死后谥号为"明德",但你吕坤为何那么多的事迹不说，偏偏只说她由贵妃晋位皇后的事情？仅此一条，就可以看出吕坤编《闺范图说》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讨好皇帝和贵妃，为贵妃夺嫡制造张目吗？
第二，抨击为《闺范图说》作序的郑贵妃。说你郑贵妃作序重刊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在天下人面前亮相，在天下人面前作秀吗？不就是在天下人面前表现你有才华，你和东汉明帝的皇后马氏同样的贤德吗？你把皇后放在什么位置？这不是为自己做皇后、为儿子做太子做舆论准备吗？
第三，抨击一批在国本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官员。《忧危竑议》指名道姓地说，吕坤与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以及其他多个官员已经结成了同盟。这个同盟的宗旨，就是要干废长立幼的勾当，就是要立郑贵妃的儿子皇三子为太子。
有鉴于此，这个名为《忧危竑议》的"妖书"号召全体正直的官员和民众联合起来，共同揭穿、共同挫败郑贵妃的阴谋。
这可以说是自国本争议以来的十多年间，火力最为猛烈、影响最为深远的对郑贵妃的攻击。文官们有关国本的奏疏，只有皇帝看得到，只有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太监们看得到，如果皇帝"留中不发",甚至内阁首辅也看不到。而这个"妖书"就不一样了，几天之间，全北京都知道了，几个月之间，可以传遍大明王朝的城市与乡村，甚至可能传到蒙古、朝鲜。这个影响太大了。
万历皇帝对这个"妖书"的出现极为恼怒，但锦衣卫和东厂却没有查到关于"妖书"炮制者的任何蛛丝马迹。"妖书"的作者署名是朱东吉，这是一个化名，谁也不知道这个朱东吉是谁。
万历皇帝只好"夜半传旨",命厂卫逮捕并拷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及全椒知县樊玉衡，因为这两人在贵妃作序印书之后曾经首先跳出来，对贵妃进行攻击。以万历皇帝的聪明，他其实很清楚，戴士衡和樊玉衡二人与这个"妖书"不可能有关系，但他气不过这二人出风头，于是借着这个"妖书"的机会，将戴士衡"永戍"广西廉州，樊玉衡"永戍"广东雷州，另外有一批官员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牵连。
但处置归处置，却抵制不了"妖书"的巨大杀伤力。无论是内阁还是部院、科道，无论是外廷还是内廷，无论以前对国本的态度如何，在《忧危竑议》也就是这个"妖书"出现后，几乎都要求早日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以断贵妃的图谋，也免得人们再生怀疑，致使人心浮动。
这个"妖书"也对整个郑氏家族产生了强大的压迫力。郑贵妃再也没有了作秀的心情，她带着皇三子朱常洵，在万历皇帝面前哭诉不已。哭诉什么？可能是哭诉自己的善良好意受到歪曲，请求皇帝为她做主。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是郑氏家族实际的首脑，见到"妖书"之后 "大惧",连夜进宫为自己辩解。还有郑贵妃的哥哥郑国泰，一再上疏，请求皇帝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对于郑贵妃和郑承恩的反应，万历皇帝可以理解，但郑国泰的上疏，则完全出乎万历皇帝的意料。大舅子，你这个时候来凑什么热闹？他下了一道谕旨给内阁说，关于立太子的问题，朕早说过自有主张，任何人不得再来骚扰，郑国泰此时上疏，是何道理？
这时的内阁首辅已经不是苏州的申时行，而是浙江宁波的沈一贯。沈一贯在给皇帝的答复中趁机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郑国泰此次虽然是违旨，却可以看出他的小心谨慎和顾全大局，应该给予嘉奖。他又接着说："国泰之意，一则欲阐扬皇妃之贤名，使无讹言；一则欲促使己家之福祥，使无后患。"（《明神宗实录》卷539）
内阁首辅沈一贯的这番话十分老到，他在暗示皇帝，也在暗示贵妃，立皇长子为太子，乃大势所趋。如果想要保全郑贵妃、保全郑氏家族，唯一的办法是早立皇长子为太子，既断了郑氏的念想，也可以平息人们对郑氏的谴责。拖得越久，对郑氏越不利。当然，也许有一句话沈一贯不能说，什么话不能说？皇上在世的时候固然可以保全郑氏，一旦皇上不在了，这郑氏还不像西汉时期的吕氏一样被人收拾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万历皇帝也没有办法。经过与朝臣的反复讨价还价，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也就是这个名为《忧危竑议》的"妖书"流传三年之后，万历皇帝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折腾万历皇帝、折腾明朝近二十年的国本之争，终于有了结果。
三、树欲静而风不止
但是，却尘埃未定。因为人们仍然在担心，担心郑贵妃及其子福王朱常洵，乃至皇帝本人，时刻都在谋求翻盘。因为在封朱常洛为太子的同时，还封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而这个福王一直赖在京师，不去封地洛阳。在一些地方，还时不时发现赞颂所谓"皇三太子"的碑刻。有人认为，这或许就是郑氏家族及其追随者在制造更换太子的"图谶".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