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给中国造成灾难之巨的国家，无过于日本。可以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一直面临着日本的直接威胁。如何面对日本，是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问题”。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维新志士与一些开明的朝廷重臣、乃至光绪皇帝的对日态度，现在仍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

 

　　一

 

　　一百多年前的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在中国领土上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不得不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

 

　　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开始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光绪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为于是“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终于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进呈完毕。《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

 

　　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书后的“跋”中，他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不少内容都来自此书。对于向西方学习未久的日本何能“兴之暴也”，朝野都有极大的兴趣，“以日为师”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如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奏议中就明确说道：“中华欲留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重臣张之洞在以“中体西用”而大为著名的《劝学篇》中的一段论述则更有影响：“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以“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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